《韩非子译注》

（张觉等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4月第1版2009年11月第3次印刷）

阅读笔记（五十一）

读记（34）：

第十七卷第六篇《诡使第四十五》，即第四十五篇倒行逆使。分六章。

第一章（P624）提出“圣人之所以为治道者三：一曰‘利’（奖赏带来的利益），二曰‘威’（刑罚造成的威势），三曰‘名’（法律规定的名分）。”但现在出现一治一乱的现象，是由于“上之所贵与其所为治相反也。”君主所推崇的东西与其应该用来治国的原则相违背了。

其中论“名”，注为名称、名分，指言论、职务、法令等等。这个含义具有明显的扩展。

第二章论述了上节所述三治道之作用，对社会上流行的所谓“清高”“贤能”“稳重”“忠诚”“节烈”“勇敢”等观念予以批判和否定，其实这些观念都是儒家所遵奉的，反映了法家与儒家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出现这种情况，韩非子认为“故世之所以不治者，非下之罪，上失其道也。”还指出君主“常贵（重视）其所以乱，而贱（轻视）其所以治（导致安定的措施）”的痼疾。

第三章（P626）列举了朝廷中存在的几种反常现象，如老实认真谨慎守信做事的人被称为“窭（jù寒酸拘谨）”；严守法制，服从命令被称为“愚”；“敬上畏罪”被称为“怯”等。这些弊病在如今也有存在。

第四章列举了社会风尚中存在的问题，所谓正直、廉洁、平等（齐）、勇敢、厚道（愿）、仁爱、长者、师徒、有头脑、敏捷机灵（疾）、聪明、圣人、大人、俊杰等错误的认识，是“教下乱上以为治也”，教臣下犯上作乱而把它们作为治国的原则。这些所谓的错误认识都是儒家所倡导的风尚。

第五章（P627）论述了一系列朝廷在赏罚、任用各方面存在的反常现象，许多指斥一针见血，多少年之后仍然在不同时代重复出现。其中指出“名之所以成，城池之所以广者，战士也；今死士之孤饥饿乞于道，而优笑酒徒（供君主取乐的优伶与陪同吃喝的酒鬼）之属（之辈）乘车衣丝。”“战斗有功之士贫贱，而便辟优徒超级（善于逢迎的小臣及供君主取乐的优伶之徒得到了超级提拔）。”

第六章（P630）论述立法“废私”，重点是“二心私学”。认为“乱上反世者，常士有二心私学者也。”故曰（所以说）“道私者乱，道法者治。上无其道（指术），则智者有私词（维护私利的言论），贤者有私意（谋取私利的意图）。上有私惠，下有私欲，圣智（谋私的圣人智者）成群，造言作辞（编造胡言乱语，杜撰奇谈怪论），以非法（手段）措于上（措置君主）。”

——二〇二一年八月一、二日上午

第十八卷含三篇。

第一篇《六反第四十六》，即第四十六篇“六种反常现象”。分九章

第一章（P633）列举了六种“世誉”的“奸伪无益之民”，和六种“世毁”的“耕战有益之民”，将这种现象称为“六反”，即六种反常的现象。这种批评有一定的片面性，韩非子所反对的一些所谓“奸伪无益”的表现，正是儒家所提倡和鼓励的，用今天现代意识衡量，更显示出法家逊于儒家的表现。

第二章（P635）引述古谚“为政犹沐也，虽有弃发，必为之。”治理国家好比洗头，即使会掉些头发也一定要洗。指出“爱弃发之废而忘长发之利，不知权者也。”这个论述很有道理。

第三章论述“今上下之接，无子父之泽，而欲以行义禁下，则交必有郄矣。”君臣之间的接触交往，并无父子之间的恩泽，而君主却想用德行道义来控制臣下，那么君臣之间的关系就必然会出现裂隙。用这种推理否定君臣关系不可建立在道义基础之上，尚嫌不足。特别是认为父母生男则贺，生女则杀，是出于长远利益的考虑，这种说法更嫌勉强。

第四章（P636）论述“君不仁，臣不忠，则可以霸”的道理。君主对臣下不讲仁爱，臣下对君主不讲忠诚，就可以称王称霸。提出“圣人之治也，审（明确）于法禁，法禁明著，则官法（官府就能依法办事）；必（坚决实行）于赏罚，赏罚不阿（偏私），则民用官（民为官所用）。”提到“富贵者，人臣之大利（最大的利益）也。”

第五章（P637）论述君主“不养恩爱之心而增威严之势”的治术。提出“陈轻货于幽隐（把不贵重的东西放在隐蔽的地方），虽曾、史（曾参、史鱼）可疑也；悬百金于市，虽大盗不取也。”强调对民采取“法禁”，而不“廉止”。指出“母之爱子也倍父，父令之行于子者十母（十倍于母）；吏之于民无爱，令之行于民也万父。母积爱而令穷（行不通），吏用威严而民听从，严爱之策（威严和仁爱的政策）亦可决矣。”“故母厚爱处（对待子女），子多败（败坏），推爱（推行爱的结果）也；父薄爱教笞，子多善，用严也。”其中有些说法很巧妙，使人不得不信。

第十八卷第一篇第六章（P639）论述了厚赏重罚的必要性。强调用“法治”而不用“仁爱”。认为“法之为道，前苦而长利；仁之为道，偷乐而后穷。”“故用法之相忍（对强制的忍耐），弃仁人之相怜也。”批评说“学者之言皆曰‘轻刑’，此乱亡之术也。”强调法治必须厚赏重罚，“是故欲治甚者（迫切想把国家治理好的人），其赏必厚矣；其恶乱甚者（非常厌恶混乱的人），其罚必重矣。”“且夫重刑者，非为罪人（并不是为了要惩处人）也。明主之法，揆也（衡量人们行为的准则）。”“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此所以为治也。重罚者，盗贼也；而悼惧者，良民也。”故法家的统治会使人民处于恐惧之中是其题中自有之意。

第七章（P641）分析重刑与轻刑的政策在国家治理中的利弊。定义“所谓重刑者，奸之所利者细，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奸人得到的利益小，而君主加到他们头上的罪名却很大。而轻刑正好与之相反，“奸之所利者大，上之所加焉小也。”重刑可以止罪，而轻刑人们贪图很大的好处，不在乎那很小的罪名，故不会停止作恶。认为轻刑实际不是爱民，不仅乱国，还会形成“民陷”，即民众的陷阱，可谓伤民矣。

第八章（P642）论述“帝王之道”，单录。

指出“凡人之取重赏罚，固已足之（使老百姓富足）之后也。”以家庭为例，论述使民富足并不一定能够得到治理的道理：“夫当家之爱子（溺爱子女），财货足用；货财足用，则轻用（轻易乱花）；轻用则侈泰（奢侈过分）。亲爱之则不忍（约束子女）；不忍则骄恣（骄横放纵）。侈泰则家贫，骄恣则行暴（行为暴虐）。此财用足而爱厚，轻刑之患也。”指出“凡人之生（生性）也，财用足则堕于用力，上懦则肆于为非。”这个揭示有道理。老子懂得“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以为足民而可以治，是以民为皆如老聃也。”

第九章（P644）论述人主如何识别臣下的能力到底如何，要“听其言必责其用，观其行必求其功。”听取他们的言论时一定责求它的实际效用，观察他们的行为时一定责求它的功效。指出“不听其言也，则无术者不知（识别）；不任其身也，则不肖者不知。”这就像大家都睡觉了，就不知道谁是瞎子；大家都不说话，就不知道谁是哑巴。

——二〇二一年八月三、四、五、七日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