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译注》阅读笔记(二十八)
(2022-06-28 22:01:20)分类: 子集类读记 |
《韩非子译注》
(张觉等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4月第1版2009年11月第3次印刷)
阅读笔记(二十八)
读记(11):
第八卷第三篇《安危第二十五》,意为“安定与危亡”,分七章。
第一章(P287)分两节。开头语概括“安术有七,危道有六。”使国家安定的方法有七种,导致国家危亡的途径有六种。
第1节列举了七种安术。(P288)
第2节列举了六种危道。
两节论述都精采,前已录。
第二章(P289)论述法制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作用。指出“治世,使人乐生于为是(乐于生存而去做合法的事)、爱身于为非(爱惜自身而不去为非作歹),小人(品行不好的人)少而君子多。故社稷长立,国家久安。”还指出“无有(民众一无所有),则轻法(轻视法令)。法所以为国也(法令是用来治理国家的),而轻(视)之,则功(君主的功业)不立,名(君主的名声)不成(不能成就)。”
第三章(P290)以扁鹊治病以刀刺骨,圣人救危以忠言逆耳的道理,说明“拂耳”之言对于匡正国危的重要意义。
第四章(P291)论“人主不自刻以尧,而责人臣以子胥,是幸殷人之尽如比干。”君主不以贤明的尧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却拿忠贞的伍子胥作为标准去要求臣下,这实是在侥幸地希望处在暴君统治下的商朝人都会像忠贞的比干那样。
第五章以夏桀和齐简公为例,论述“安危在是非,不在于强弱。存亡在虚实,不在于众寡。”国家的安危取决于是否能在政治上分清是非好坏,而不在于国力的强盛。政权的存亡取决于君主是徒有虚名还是握有实权,而不在于人口的多少。
第六章论述了进行内部治理的决定性作用。(P292)“故周之夺殷也,拾遗于庭。使殷不遗于朝,则周不敢望秋毫于境,而况敢易位乎?”周夺殷商的天下,是由于捡取利用了商纣王在朝廷上的过失。假如商纣王在朝廷上没有什么过失,那么周人就连商朝边境上的一根毫毛也不敢望一下,何况胆敢改变君主的权位呢?
第七章(P293)论明主之法制。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十一、十二日中午
第八卷第四篇《守道第二十六》,意为“保住政权之法”。共分四章。(P293)
第一章论立法对于实现“上下相得(协调)”的政治状况的重要意义。
第二章(P294)论述以重型治轻罪,以惩罚禁易免之错,可以收到好的效果。
第四章论述法治对于治国的重要作用。(P297)“不独恃比干之死节,不幸乱臣之无诈也。恃怯之所能服,握庸主之所易守。当今之世,为人主忠计,为天下结德者,利莫长于此。”君主不能单单依靠比干之类的人为大节而死,也不能侥幸地希望乱臣贼子的不欺诈。而应该依靠懦弱的人也能制服老虎的“笼子”,掌握好平庸的君主也容易保住政权的法制。处在现在这个时代,要为君主忠心谋划,要为天下造福积德,没有什么办法能比实行法治所取得的利益更长远的了。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三日中午
第八卷第五篇《用人第二十七》,意为“使用臣子”。共分九章。(P298)
第一章论述使用臣子要“循天”“顺人”“明赏罚”。
第二章论述不靠法术治国将难以成功。(P299)
第三章论述明主设立赏罚制度的原则。(P300)其中讲到“古之人曰:‘其心难知,喜怒难中(猜中)。’故以表(标志)示目,以鼓语耳,以法教(训导)心。君人者释三易之数(指表、鼓、法三者)而行一难知之心,如此,则怒积于上而怨积于下。以积怒而御积怨,则两危矣。”本章论述很有道理。
第五章讲到“闻之曰:‘举事无患(办事不出毛病)者,尧不得(做不到)也。”还有“故明主除人臣之所苦(苦恼之事),而立人主之所乐(乐意的事)。上下之利,莫长于此。(君臣上下的利益没有比此更长的了)。”“不察私门(大臣家门)之内,轻虑重事(轻率考虑决定重大事情);厚诛薄罪(重罚轻罪),久怨细过(长久地怨恨臣下的小过错),长侮偷快(经常侮弄臣下取得一时的快乐);数以德追祸(屡次用赏赐来补偿自己给臣民造成的灾难),是断手而续以玉也(砍断人的手臂又用玉来接上)。”(P301)
第六章论述臣子背叛君上的原因。(P302)
第七章(P303)讲了“燕王内憎其民而外爱鲁人”的奇特现象,可为史鉴。
第八章有:“故至治之国,有赏罚而无喜怒。”赏罚是指法制,喜怒是指君上,谓不凭君主的喜怒行事。这是法家的法制精神。
第九章讲了君主要谨防“萧墙之患。”(P304)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四日上午,十六、十八日中午
第八卷第六篇《功名第二十八》,意为“功业和名声”。共分两章。
第一章(P305)论述了明君所以立功成名的四个要素。(专录)
第二章(P306)着重论述了势位对于功名成败的决定性作用。提到“故立尺材于高山之上,则临千仞之溪,材非长也,位高也。桀为天子能制天下非贤也,势重也;尧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千钧得船而浮,锱铢失船而沉,非千钧轻、锱铢重也,有势之于无势也。故短之临高也以位,不肖之制贤也以势。”精辟!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八日中午
第八卷第七篇《大体第二十九》,意为“顾全大局”,分三章。
第一章(P308)论述“全大体者”的行为方式。“全大体者”是能全面地把握事物的整体和关键的人。讲到这样的人“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不用智巧来扰乱心境,不让私利来拖累自身。因为私利只是局部的东西,身体都是根本所在。还讲到“不逆天理,不伤情性。”不违背自然规律,不伤害人的本性。“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难知。”不吹毛求疵,不深入地了解深奥隐微的事理。
第二章(P310)论述了天下如何“少不可”,即“很少有不合宜的事”。“故曰:古之牧天下者,不使匠石极巧以败太山之体(不让匠石那样的能工巧匠去破坏泰山的形体),不使贲、育尽威以伤万民之性(不让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士使尽威武去伤害百姓的本性)。”说得好!
第三章(P311)论“长利积(积聚长远的利益),大功立,名成于前(生前),德垂于后,治之至(政治的最高境界)也。”提出“太山不立好恶(泰山不存在喜爱与憎恶之心),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择小助,故能成其富。故大人(指君主)寄形于天地而万物备(把自己的形体寄寓于天地,像天地那样覆盖和承载万物),历心于山海(像泰山那样不存爱憎之心,像江海那样不挑剔微小的帮助)而国家富。上无忿怒之毒(对百姓的伤害),下无伏怨之患(老百姓不会因积怨形成祸患)。”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九日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