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译注》

（张觉等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4月第1版2009年11月第3次印刷）

阅读笔记（二十三）

读记（6）：

第五卷第二篇《三守第十六》，论述人主的三条守则。共分两章。

第1章（P161）分五节。第0节提出人主有“三守”及其重大意义。

第1节论三守第一：人主泄漏臣下揭斥时弊忠言于权臣亲信，使中直之人不敢直言。

第2节论三守第二：“爱人，不独利也，待誉而后利之；憎人，不独害也，待非而后害之。然则人主无威而重在左右矣。”（P162）君主喜欢一人，不独自做出决定给予好处，而必待身边的人称赞此人才给予其好处。憎恶一个人，对其给予害处亦然。如此则人主没有威势而权势旁落矣。

第3节论三守第三：君主厌烦亲自处理政务之劳累，把权柄偏移于大臣，使“生杀之机、夺予之要”转移到大臣手里。

第4节论三守遵守的不完备，这是君主有被劫持杀害的征兆。

第2章分五节。第0节提出君主被劫有三种情形：明劫、事劫和刑劫。事劫是通过政事，刑劫是通过刑罚来劫持。

第1节（P163）论“明劫”。提出“国无臣”的概念，即不是指国君身边亲信和朝中大臣减少，而是指“群臣持禄养交（豢养同党），行私道（私下交易）而不效公忠。

第2节论“事劫”。（P164）

第3节论“刑劫”。

第4节总括：三守不完（遵守的不完备），则三劫者起。反之则相反。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三日上午

第五卷第三篇《备内第十七》论防备宫内。共分三章。

第1章（P164）论“人主之患在于信人。”认为“信人，则制于人。”举“李兑傅（辅）赵惠文王而饿主父”和“优施傅（教）骊姬（进谗言）杀申生而立奚齐”两例，认为妻子与儿子都不可相信，其余则“无可信者也。”

第2章论“利君死者众，则人主危”的道理。（P165）指出后妃、夫人、太子“或有欲其君之蚤死者”，引《桃左春秋》曰：“人主之疾死者不能处半”，人主属于正常病死的不能超过一半，多数为非正常死亡，被人劫杀。

第3章论“人臣之不可借权势”的道理，（P168）即不可以让臣下借用君主的权势自重。分析了徭役多少与权势轻重的关系，举以锅煮水而间隔了水胜火的途径，使法无以禁奸的衍变过程。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四日上午

第五卷第四篇《南面第十八》。论述“向南听政”。共分4章。（P170）

第1章论述人主如何任用和监督大臣。认为“人主释法而以臣备臣（放弃法制而用臣子去防备臣子），则相爱者比周而誉，相憎者朋党而相非（诽），非誉交争，则主惑乱矣。”指出了臣下惑君坏法的三种手段。提出“明法”（彰明法度）的办法，即“人主使人臣虽有智能，不得背法而专制；虽有贤行，不得逾功而先劳（慰劳赏赐）；虽有忠信，不得释法而不禁（约束）。”

第2章3节。

第0节提出人主有“诱于事”和“壅于言”的两种情况不得不察。即被事诱惑和被言蒙蔽。（P171）

第1节论“诱于事”。人臣把所办之事说得很容易，用自己善于办事来欺骗君主，君主就会被诱惑。提出“任下”（使用臣下）的办法，要把握把臣下先后说的话与做的事进行对比，不合者，即使事情办成了也要给其应得之惩罚。

第2节论述“壅于言”。（P172）提出对臣下“必有言之责，又有不言之责。”即说话不当与该说不说都要追责，使“言、默则皆有责也。”

第3章论述人主做事要进行收入与支出的核算对比，不可只算收入，不算支出，做支出倍于收入的事。（P173）还强调了君主想做某事，不可还没有搞清头绪及后果就把自己的想法透露出去，这样做往往不但不会得利，反而常常受害。

第4章论述治国“变古”与“易常”的必要性。是否变古与易常，要根据有利于治理为依归。列举了伊尹、姜太公、管仲等一系列人物变法图强的事件加以说明。（P714）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六日上午

第五卷第五篇《饰邪第十九》。论述整治邪恶。共分五章。

第1章（P175）论述占卜吉凶无以决定战争胜败。举了赵、燕、秦等国占卜后交战结果，胜负均与占卜吉凶无干。指出“故曰：龟策鬼神不足举胜，左右背乡（指星宿位置）不足以专战。然而恃之，愚莫大焉。”如今看来，当时即有如此的观点，是相当不易的。这是韩非子的观点，也是法家的观点。

第2章（P178）论述彰明法度，亲爱民众对于治国的决定性作用。列举了春秋末期诸多诸侯国成败兴衰的事例加以说明。

第3章论述“明于治数”和“赏罚敬信”对于治国的关键作用。即明白治国之道与赏罚谨慎守信。

第4章以楚国竖谷阳战场奉酒司马子反事，论述“小忠而贼大忠”之危害。（P181）提出“若使小忠主法（掌管法制），则必将赦罪以相爱，是与下安矣，然而妨害于治民者也。”

第5章论述“明法者强，慢法者弱”。（P182）。提出“舍常法而从私意，则臣下饰于智能”，“则法禁不立矣。”舍弃了固定的法制而依个人的意念来治国，那么臣下就会在智巧和才能诸方面下功夫，这样法律禁令就不能存在了。“智能单道，不可传于人。而道法万全，智能多失。”（P183）智能是偏于一隅的小道，不可以传给人。利用规律和法制来办事就万无一失，依靠智能则多有失误。提出在推行法制方面要“先令者杀，后令者斩”，即命令下达之前擅自行动的要杀，行动落后于命令的也要杀。提出“释法禁而听请谒，群臣卖官于上，取赏于下，是以利在私家而威在群臣。”抛弃了法律禁令而听从私人的请求说情来任用人，那么群臣就在上面出卖官爵，而从下面取得报酬，因此财利就归于豪门贵族而威势就转移到群臣身上了。

第6章（P186）论述明主必须“明于公私之分”。包括“明法制，去私恩。”要分清人主的“公义”与人臣的“私义”；分清人臣的“公义”与人臣的“私心”。明公义，去私义与私心。人主的公义是“令必行，禁必止”；人臣的私义是，“必行其私，信于朋友，不可为赏劝，不可为罚沮。”在朋友面前，按照个人的意愿行事，对朋友守信用，不可能被奖赏所鼓励，不可能被刑罚所阻止。人臣行公行正，居官无私谓之公义；污行纵欲，安身利家谓之私心。明主在上则去私心行公义，乱主在上则去公义行私心。指出“君臣之交，计也”，是一种算计。“君臣异心，君以计蓄臣，臣以计事君”。故必“明赏以劝之，严刑以威之。”认为臣下“临难必死，尽智竭力”，那是因为法令的原因才这样做的。这是典型的法家观点。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七、十八、十九、二十日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