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译注》

（张觉等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4月第1版2009年11月第3次印刷）

阅读笔记（二十二）

读记（5）：

卷四第三篇《和氏之璧第十三》。（P124）共分三章。

第1章讲述了楚人和氏向两代楚王进献玉璧而被认为是“诳”而先后被刖去两足的故事。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典故。

第2章以和氏献璧被刖足之例，指出论宝之难。转指行法术将比论宝更难，需要君主力排众议，坚定实行才有可能成功。（P125）

第3章以吴起在楚国变法和商鞅在秦国变法而同遭车裂的史实，昭明实行法治的不易。提出“大臣太重，封君太众。”（大臣的权势太重，有封邑的贵族太多）“若此，则上逼主而下虐民，此贪（贫）国弱兵之道也。”认为“大臣苦法而细民恶治”是法治难以推行的原因。（P126）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四日上午

卷四第四篇《奸劫弑臣第十四》。（P128）论奸邪、劫主、弑君之臣。共分八章。

第1章论奸臣取幸（取得君主亲近宠爱）之道。指出“凡奸臣皆欲顺人主之心以取亲幸之势（亲近宠幸的地位）者也。”提出了“同取”与“同舍”，即奸臣努力与人君保持取舍相同，“夫取舍合而相与逆者，未尝闻也。此人臣之所以信幸（信任宠幸）之道也。”如此，“故主必欺于上而臣必重于下矣，此之谓擅主之臣。”就是控制君主的臣子。

第2章论述“国有擅主之臣”必然出现“主孤于上而臣成党于下”的局面，那样“田成弑简公”的事件就会发生了。（P129）提出“上欲下之无奸，吏之奉法，其不可得亦明（是很明显的）矣。”

第3章论述通过“有术者”（掌握法术之士）作为依重之臣来治理国家，实现扶正祛邪，奉公守法，国家富强，人主尊贵。（P131）

第4章论述了圣人治国所达到的境界。（P133）其核心在于运用法术，建立权势。提出“恃人之以爱为我者危矣，恃吾不可不为者安矣。”依靠别人因为仁爱的原因来为我效劳的，那就危险了；依靠我使人不得不为我效劳的办法，就能安定了。这是法家与儒家在治国理政上的根本区别。还提出要建立使自己耳聪目明的权势，“使天下必为己视听之道”，即鼓励互相检举揭发，鼓励告密，不然要治罪连坐。

卷四第四篇第5章论述“愚学之人”与“有术之士”不同的治国方略，通过对比，论证有术之士推行严刑峻法对于国家治理的决定性作用。（P136）在本章中，韩非将“道德”称为治国的规律，即法家的法术。这是对道德的另一种定义。

第6章（P137）以楚国春申君的故事，论证智士，即法术之士容易受到诋毁被害的实情。本章所述楚国春申君为楚庄王之弟，非楚国贵族黄歇。此春申君有爱妾余，正妻之子甲。余自己将身体搞伤，哭述于春申君前诬陷其被正妻责打致伤，说她无法同时侍奉君与其正妻二人，顺从了正妻，则无法顾及君，顾及君则无法服侍正妻，与其被正妻责罚至死，不若请君赐她以死。由此造成春申君弃了正妻。而后，余又自己撕破内衣，告春申君说甲强戏于她，撕破了她的衣服。春申君大怒，于是杀了甲。这个构陷人的故事，过去未看到，但十分典型。（P138）

第7章论述人主要“乘威严之势以困奸邪之臣”，而不可奉行“仁义惠爱而已矣”的政策，“美仁义之名而不察其实，是以大者国亡身死，小者地削主卑。”本章是《韩非子》论述法家治国思想极有深度的篇章，深刻阐述了与儒家治国理念的截然相反。（P140）要求君主要“明于霸王之术，察于治强之数，而不以牵于（拘泥）世俗之言。”韩非子提出了“足贵之臣”与“无益之臣”的概念，认为伊尹、百里奚、管仲、商君为前者，豫让为后者。明确表示他鄙视后者，尊崇前者，而多数君主则正好相反。

第8章（P144）引用古谚“厉（癞）怜王（怜悯君王）”，论说君主“无法术以御其臣”，到年长、生病、死亡时被篡权、劫杀的下场之可悲、可怕，超过了患癞（麻风病）之病。论述中引用了楚王子围弑君自立、齐崔杼杀庄公、李兑杀死赵武灵王、卓齿杀死齐湣王四桩史实。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五日下午，六日上午，七日下午

第五卷共含五篇。第一篇《亡征第十五》。论述亡国的征兆。共分两章。

第1章分为47节。指出了47种情况下，国君具有亡国的危险。

第1节论述“国小家大”则亡，即国君的封地小，卿大夫的封地大，同时大权旁落的国君可能亡国。（P148）

第2节指出轻视法律禁令而致力于计谋智巧，荒废了境内治理而依赖结交外国救援，“可亡也”。

第3节提出“群臣为学（儒墨之学），门子好辩（卿大夫嫡子爱好辩说），商贾外积（在国库外聚财），小民右（崇尚）仗（兵器）者，可亡也。”

以下4-49节分别指出了好宫建、车服器玩、搜括劳民，好卜筮、事鬼神、喜祭祀者，只听信一人之言，可以权势与钱财得官爵，优柔寡断无所定立，极度贪婪，漏泄无藏、常透露大臣的话，用外不用内（不重用国内人才，而重用国外人才。第16节），轻嫡、太子未定君早亡，狂妄自大、自吹自擂、藐视敌国，太子取于强敌以为后妻，国携（懏jùn，国人因不正常易主有二心），贼生者（劫杀国君者），屡听信内廷之言，对大臣父兄无礼、劳苦百姓、滥杀无辜，自备不足轻启战端，君主寿命不长、婴儿为君（第29节，P155），太子早贵，君主偏狭易怒，好用兵，大臣互攻弗止，主轻旁重，君臣离心忧惧，外臣太重，皇宫混乱，内外乖（宫廷内外秩序悖乱），大臣党众，任人偏乖，国贫臣实，女子用国、刑余用事（43节P159），下怨，臣心无穷，皇亲国戚暴傲其民邻。

第10节指出“喜淫辞而不周于法（浮夸不合法度），好辩说而不求其用，滥于文丽（陶醉于文采）而不顾其功者，可亡也。”（P150）

第12节“很刚（凶狠强硬）而不和（随和），愎谏而好用，不顾社稷而轻为自信者，可亡也。”（P151）

第14节“羁旅侨士，重帑在外，上间谋计，下与民事者，可亡也。”（P151）寄居国内的外客和侨居国内的游士，他们大量的钱财留在国外，却让他们在上参与出谋划策，正在干预民众事务，如此则有亡国的危险。

五卷一篇第15节说“民信（相信）其相（宰相），下不能其上（臣下都认为君上无能），主爱信之而弗能废者，可亡也。”（P152）这是典型的功高震主者危的论点，只是所言角度不同，一是针对君，一是针对臣。

第19节“国小而不处卑，力少而不畏强，无礼而侮大国，贪愎而拙交者，可亡也。”（P153）比之当今世界某些小国的作为，此言似乎有误！

第21节“怯慑而弱守，蚤见而心柔懦，知有谓可，断而弗敢行者，可亡也。”（胆小怕事不敢坚持己见，问题早已发现而心软不决，事情知道了又说可以做，有了决断却不敢实施，这样的国君可能亡国）

第24节讲到同时重用两个大臣，再加君主叔伯、兄弟势力强大，人主都有危机。这与平素所言的力量平衡说有异。韩子有言出过偏之嫌。

第27节“好以智矫法，时以行杂公，法禁变易，号令数次下者，可亡也。”（P155）喜欢凭自己的聪明才智去改变法制，常常把自己的德行夹杂在法令中当作人们行动的准则，法律禁令不断改变，号召命令屡次下达，可能亡国。

第29节讲到“婴儿为君”是亡国征兆。这是由于君主寿命均不长，连连薨折，造成未成年人为君，古来如此则国危矣。（P155）

第34节言“国燥”，即国家动荡不安，原因是嫡系弱而侧室贤，太子轻而庶子亢，官弱而民桀。（P156）

第41节提到“正户贫而寄寓富”，即有常住户口的人贫穷，无固定户籍而寄居的人富裕，则为亡国之征兆。（P158）

五卷一篇第41节“风大利而不趋，闻祸端而不备，浅薄于争守之事，而务以仁义自饰者，可亡也。”（P159）不追求利益，不防备祸端，对战守之事认识浅薄，而致力于用仁义来要求自己，如此则有亡国之虞。特别是讲“以仁义自饰”则会亡国，是与儒家截然相反的态度，十分鲜明。

第43节提出“人主之孝”与“匹夫之孝”的概念，人主之孝是将朝廷利益置于首位，匹夫之孝是将服从、赡养父母置于首位。

第44节：“辞辩而不法，心智而无术，主多能而不以法度从事者，可亡也。”能说会道不合法度，头脑聪明而不懂权术，君主很有才能但不按照法度办事者，可能亡国。

第45节讲“亲臣进而故人退，不肖用事而贤良伏”，见得法家提倡任人为贤，不尚任人为亲，反对一朝天子一朝臣。这与儒家的用人思想一致，与其倡导的重权术相悖。

第2章总结本篇。（P160）其中提到“两尧不能相王，两桀不能相亡”的观点。两个尧或桀不能互相统治或灭亡对方。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八、九、十、十一日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