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译注》

（张觉等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4月第1版2009年11月第3次印刷）

阅读笔记（二十一）

读记（4）：

第三卷含一篇，《十过第十》。（P76）首章总括了人君易犯的“十种过错”，列出名目。以下分为10章，逐一运用史实予以论证。

所谓“十过”：一曰行小忠。二曰顾小利。三曰行僻自用（放肆作恶，刚愎自用），无礼诸侯。四曰不务听治而好五音。五曰贪愎喜利（贪婪固执，利迷心窍）。六曰耽于女乐，不顾国政。七曰离内远游而忽于谏士。八曰过而不听于忠臣，而独行其意。九曰内不量力，外恃诸侯。十曰国小无礼，不用谏臣。

第2章讲了“假道伐虢”的典故，形成了“辅车相依”的成语。其中著名的历史人物有晋国的荀息与虞国的宫之奇。

第4章讲述了春秋时晋平公喜好音乐，不听警告，强求师旷为他演奏了“清商”“清徵”“清角”，最终引来狂风暴雨，损毁了宫室，使晋平公致病瘫痪。而晋国连续大旱，赤地三年。（P81）此说似有神话色彩，未必真实。

卷三一篇第5章用晋国内部智伯与赵、韩、魏之间相互斗争兼并的史实论述了什么叫作“贪愎喜利”。（P84）这段故事比较长，但很精彩。其中的表现最为突出的当属赵襄子的家臣张孟谈。张孟谈说：“臣闻：‘圣人之治，藏于臣（民），不藏于府库；务修其教，不治城郭。”按照这一思想，他建议赵襄子在受到智伯胁迫韩、魏共同来攻赵的情况下到具有善治传统的晋阳居住，结果抵御住了为期三年的围困。在赵襄子看到城中给养耗尽，准备投降的时候，张孟谈又提出“臣闻之：‘亡弗能存（不能把亡转为存），危弗能安，则无为贵智（没有必要尊崇智慧了）矣。’”于是潜行出城，以“唇亡齿寒”说动韩、魏联合攻打智伯，最终大获全胜。其中还提到了智伯不听从其谋士智过的提醒，刚愎自用，贪图小利，造成大败。其中晋阳善治提到前述“董阏于”其人，实在使人钦佩！

第6章以国“常以俭得之，以奢失之”论述什么叫做“耽于女乐”。列举了戎王耽于秦穆公赠送的歌女终日宴饮听乐，最终为秦兼并了十二国，失地千里。（P92）其中谈到了从尧以降，舜、禹即逐次开始“弥侈”。

第7章论述国君“离内远游”则“危身之道”。（P95）齐景公远离朝廷到渤海游玩，乐不思归，大夫颜涿聚劝其归朝，这个故事很精彩，精彩处在于颜涿聚冒死进谏，最终成功，已录在本笔记“史实”目。

第8章论“过而不听于忠臣”。（P96）这个故事同样精彩。管仲年老得病不能理政，齐桓公向他问询谁可以成为他的接班人。在君臣二人对话中，齐桓公谈到鲍叔牙，管仲对鲍的评价是“为人刚愎而上悍。刚则犯民以暴，愎则不得民心，悍则下不为用。其心不惧，非霸者之佐也。”管仲认为鲍叔牙其人强硬任性而崇尚凶暴。强硬就会用粗暴的态度侵扰民众；任性就得不到民众的衷心拥护；凶暴臣民就不会听他使用。他心里什么都不怕，所以不是霸主的辅佐。鲍叔牙以知人著称，正是他推荐管仲为相，成就了齐桓公的霸业。管仲对隰朋的评价是，“其为人也，坚中而廉外，少欲而多信。夫坚中，则足以为表（表率）；廉外，则可以大任；少欲，则能临其众；多信，则能亲邻国。”（P96）管仲说隰朋内心坚定忠贞而行为清高廉洁，淡泊寡欲而很守信用。所以他是最适宜的霸主之佐。齐桓公当时答应了管仲，最终还是任用了竖刁，竖刁后来反叛，使齐桓公渴饿而死，死后不得及时安葬，蛆虫爬出户外。

卷三一篇第9章论述“十过”之第九过“内不量力”。（P99）以秦国进攻韩国，韩国在应对过程中无视强秦的实际祸害，而相信了楚国口头救援的承诺，结果被秦国攻取了一座大城。

第10章以重耳出亡过曹遭曹共公无礼对待最终给予报复的故事，论述了“国小无礼”乃“绝世之势”的道理。（P101）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九日下午，二十一日晚，二十三日上午，二十四日晚，二十五日中午，二十六日上午

第四卷共四篇。第一篇《孤愤第十一》，分6章。（P105）论述孤独与愤怒。在我的印象中，本篇是《韩非子》中的名篇。

第1章提出了“智术之士”“能法之士”和“重人”三个概念。智术之士指精通法术的法治理论家；能法之士指能推行法术的法治实践家。重人指权臣。智术之士“必远见而明察”；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劲直”。靠此“智法之士”来惩治当权的权臣。

第2章论述了权臣形成的机理。（P106）提出“人主愈弊而大臣愈重”，君主受到的蒙蔽越深则权臣的权势就越大。

第3章将权臣与法术之士进行对比，论述法术之士不敌权臣的必然结果。（P107）提出了法术之士与权臣对抗五“不胜”的道理。指出权臣迎合人主的心意，投合人主的好恶，这是他们进身的一贯手段。指出“是明法术而逆主上者，不僇（戮）于吏诛，必死于私剑矣。”精通法术而违背君主意愿，不被杀于官吏的惩处，就一定死于刺客的暗杀。

第4章以越国虽曾富强，然远离中原各国，是中原诸侯国所不可控制的情况为例，说明由权臣控制国家与中原诸侯国同越国不可控制一样，并以齐国改姜姓为田姓，晋国改姬姓为六卿控制，提出“人主所以谓齐亡者，非地与城亡也，吕氏弗制而田氏用之”，晋亡亦然的道理。（P110）

卷四第一篇第5章论述“法术之难行”的原因。（P111）主要在于君主必受身边近臣的影响而去评判法术与智能之士的是非功过，从而形成“与愚人论智”“与不肖论贤”的局面，从而使有智慧的人要由愚蠢的人来裁决自己的计谋，有德才的人要由无能之辈来评定自己的德行，这样的话，才智之士就会受到羞辱，君主的决断就必然是悖谬的。再加上才智之士不会逢迎权臣，这样他们的下场就注定不会好。

第6章论述“人主之所共患”。（P113）就是大国为大臣的权势太重，小国为近臣太受信任。提出“人臣有大罪”，是由于“人主有大失。”指出“臣主之利与相异者也”，人主与大臣的利益是不相同的：“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无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劳而爵禄，臣利在无功而富贵；主利在豪杰使能，臣利在朋党用私。”这个论述很到位。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七、二十九日中午，三十一日晚

卷四第二篇《说难第十二》。（P115）共分8章。

第1章指出“说之难”在于“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知道所说对象的心思，以我所说去迎合之。说，是谏说、进说、游说之意。

第2章指出必须明察游说对象所追求的目标是什么，是名还是利，抑或明里与暗里的不同表现。（P116）

第3章指出了七种情况将造成游说者“身危”，以及八种不同的说法可能带来的预料之外的后果。

第4章论“说之务”，即游说的要领。（P119）要领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善于迎合游说对象，以取得绝对的信任。

第5章以伊尹、百里奚为例，论证“说之成”，列举游说成功的案例。要认识到“不能无役身以进”，供人役使是获得进用的手段，得到君主的信任，是游说得以成功的基础。（P120）

第6章以三个故事论证了“非知之难，处知则难也。”并不是认识事理有困难，而是处理这种认识才很困难。三个故事是郑武公伐胡、宋人亡财与绕朝之言，均收录于本笔记。（P121）

第7章以弥子瑕之宠的典故，论证谏说之士“不可不察爱憎之主而后说焉”，君主对自己爱憎之态度很重要。（P123）这个典故非常著名。

第8章以龙的逆鳞若被触犯就会杀人为例，论国君亦不可逆鳞，方为善于游说之士。（P124）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一日晚，二日下午，三日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