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记得厅堂正中悬挂一幅堂联，左联曰“勤能补拙”，右联曰“俭可养廉”。很是对仗。楹联为木质，黑底镏金字，乃出自晚明名家之手。要是能留存到现在也是一件文物。
      但在文革初期，觉得挂在厅上与当时的大气候不对。只好取下烧了。后来看到《曾文正公家书集》里，他常自以笨拙之喻。原来“勤能补拙”的典故出自于此。
      近世以来，以笨拙著名的名人首推曾国藩似已成公论。曾国藩自言：“余性鲁纯，他人目下二三行，余或疾读不能终一行。他人顷刻立办事，余或沉吟数时不能了”。
       曾国藩复友人宋子久之函中云：“吾辈读书人，大约失之笨拙，即当自安于拙，而以勤补之，以慎出之，不可弄巧卖智，而所误更甚”。
      总结其意，一是守拙；二是补拙。补拙之道。在勤与慎二字耳。
      曾国藩平素嗜书如命，他的守拙与补拙，表现在读书上面。即其总结的“读书不二”，其要诀有二：
      其一是专：“一书未读完，断不看他书，东翻西阅，都是徇外为人”。“看书不必求多，亦不必求记，但每日有常，自有进境，万不可厌常喜新，此书未完，忽换彼书耳”。
      其二是耐：“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显而易见，这是最笨的读书法：一字一字读，一句一句读，一段一段读，一本一本读，读不通便反复读，读通了再往下读”。
      曾氏“专”与“耐”的读书要诀如胡适所言“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
      曾国藩虽为文臣，但在晚清特殊的历史背景下，由肃顺举荐，朝廷委以重任，在丁优期间，以吏部侍郎身分在籍招募乡勇，办团练，组建湘军。并由曾氏统子弟兵出湘与太平军作战。虽“‘屡战屡败’，仍‘屡败屡战’，费心殚力，最终积少胜为大胜，而平定长毛”。
      所以曾国藩读书法，常常令人想起其用兵之道。他的用兵之法亦如其读书之法。“但知结强寨，打呆仗，从未用一奇谋、施一方略。制敌于意计之外”。
      呆仗之意，顾名思义，也是笨人的法子。譬如湘军攻城，讲究持久，惯挖壕沟，一寸一寸地挖起，最终将敌城围困。
      所谓“屈人之兵，不战而下。攻九江、打安庆、围天京，概莫如此，每每得手”可见笨人有笨法。他攻打太平军驻防的重镇，都如法泡制，世人以为他知兵。
      如果把这些的城池比作世间书籍，可见打仗与读书正有相通之处。
      说到兵法与读书法的互通，古人早有所悟。《孙子兵法·九地篇》中云：“故为兵之事，在于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此谓巧能成事者也”。
       宋朝黄庭坚取“并敌一向，千里杀将”八字，化兵书为读书法，化巧为拙。黄庭坚进而阐述：“古人有言：‘并敌一向，千里杀将’。要须心地收汗马之功，读书乃有味。弃书策而游息，书味犹在胸中。久之乃见古人用心处。如此则尽心于一两书，其余如破竹节，皆迎刃而解也”。
      清朝洋务派人物文廷式对黄庭坚的读书法大加赞赏，认为“黄山谷尝取兵家言‘并敌一向，千里杀将’二语，以为有如此劲悍，而后可以读书”。并为之举证：“王船山僻处村坞时，无书可读。遇乡垫中有四子书，即取而训解之，凡数十本。陈兰甫好读《孟子》，其手批旁注不下五六本。昔人凡读书，必先有一书得力，而后读各书皆如破竹，此最有益”。
      如果能够判定“并敌一向，千里杀将”的读书方法，其要旨首在“集中精力”，其次在“坚忍一心”。如此，则可引出曾国藩的“读书不二”之说。（笔者注释：在此所谓“集中精力”即指“须心地”；“坚忍一心”即指“劲悍”云云）
       无论“读书不二”还是“并敌一向，千里杀将”。其适用范围不仅指读书，也指打仗。或推而广之，指工作，亦可指创业。概莫如此这般。

       不系舟Non-moored boat读曾国藩“读书不二”有感而作
       延平梅山坡“府学书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