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一直有“三难”说法，即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而立案关乎行政诉讼程序的启动，立案难将直接导致行政纠纷无法以法治方式得到解决。近年来，随着立案登记制等制度的实施，“立案难”确实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远没像最高人民法院声称的那样，“长期困扰群众的‘立案难’问题已经成为历史”。

首先，从制度设计思路看，现行《行政诉讼法》关注和首要解决的并不是“立案难”问题，而是既不立案，又不裁定不予立案问题。这就导致法院不愿立案、不敢立案时，大量行政案件被裁定不予立案。即使得到立案，也可能以两种方式被裁定驳回起诉。一种是经过开庭审理，被裁定驳回起诉；一种是不经过开庭审理，被迳行裁定驳回起诉。不管是哪种驳回起诉，实质与裁定不予立案一样， 均是认为诉讼的主体或客体不符合法律规定，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均未得到实体审理。裁定不予立案，开庭驳回起诉，不开庭迳行驳回起诉，这三种情形都不算是立案。

最高人民法院声称已经彻底解决“立案难”问题，应该是把裁定不予立案和裁定驳回起诉的两种情形也包括在内了。如果不包括在内，那就是暗含了一种假设，即法官裁定不予立案或两种裁定驳回起诉都绝对正确无误，不存在冤假错案的可能；即使存在错误，也能通过上诉、再审、抗诉程序得到解决。但是，大家凭常识和感觉就可知道，这种假设才是真正的错误。

所以，在我国没有形成行之有效的冤假错案纠错制度之前，直接放言已经解决立案难问题，只能视为一种宣传姿态，不可当真。毕竟，那位放言的人，也有可能存在既不立案，又不裁定不予立案的行为。只有经过人民群众监督的放言，只有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放言，才可以当作真理。

其次，从公民个体可能遭遇的情形看，一旦遇到“不立不裁”情形，公民实际仍无救济渠道。在公民对司法的监督权没有有效解决之前，“立案难”问题必将长期存在。

虽然《行政诉讼法》已经有了制度安排，公民可以向多重的上级法院投诉，也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起诉，但那位放言人看来并没有以普通公民的身份检验过实际效果。

投诉会被视为信访，会被转送被投诉法院，自我监督的效果好不好，大家凭常识就可知道。

向上一级法院起诉，依笔者多年经验，法院连起诉材料都不会接收。碰到不好的法官，公民会被斥责。假如你拿出法条给他说法，他会嗤之以鼻，或者不理不睬。碰到好的法官，会向下一级法院打电话，要求处理。怎么处理呢？会是裁定不予立案。而你要上诉呢？则又回到上一级法院立案庭这里，最后的结果必然是维持一审裁定。这时的法官打电话，其实属于上下合谋，违反了上下级法院之间是监督、而非领导的制度规定。

在笔者看来，导致行政诉讼立案难的症结反而在最高人民法院。既然我国《行政诉讼法》已经删除只有具体行政行为才由法院受理的旧规定，既然已经规定“行政行为”就可诉，最高人民法院再出台并不严谨的司法解释，既暗中增加法院找理由不给立案的空间，又明文把大量行政行为排除于法院受理范围之外，是不是违背“公正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这一现代法治基本原则？

尤其是，很多规定并不符合天理人情，也欠缺法理依据。比如信访处理行为不可诉，内部层级监督行为不可诉，决策、组织行为不可诉……

最高人民法院不转变思路，不打算实行彻底的法治，行政诉讼“立案难”将长久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