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千年来，众多学者、政治家都在探讨社会治理模式命题，总体而言，基本围绕法治与自治谁为主导、各占多大比例问题展开。综观人类历史，东西方成熟、稳定的社会治理模式殊途同归，均发展至社会自治，或以社会自治为最终、最理想目标。我国自古就有“皇权不下县”的传统，国家权力向下最低只设置到县一级，其余层面就是“乡绅自治”。现代西方从思想启蒙运动后，逐渐演变形成了“公民社会”。乡绅自治、公民社会两种社会治理模式的外观虽然不同，但本质一样，均是倡导、执行最大程度的社会自治。

由于近代半殖民地因素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才步入现代社会。经过七十年探索，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反映了国家将向社会、公众放权以及通过激发社会参与活力建设自治社会的发展趋势。

但现实层面，我们现在的社会治理模式既不是计划经济时代的管制型，也不是改革开放以来慢慢形成的管理服务型，而像是一种“压力管控型”社会治理模式。

不少地方的政法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信访局都联合发布过《关于依法处置信访活动中违法犯罪行为的通告》这样的文件。这些《通告》列举的信访违法犯罪行为种类很多，但实际只有一种，“择机给属地党委、政府施加压力”！

而百姓呢？很多人确实认为通过诉讼、信访等正常渠道根本不可能成功维权，信访程序在空转，行政诉讼程序也在空转，只能通过重大节假日进京走访、频繁在国家信访局刷身份证等方式向地方党委、政府施加压力，才可能引起国家重视，才可能有人理会冤屈。

结果，施压与截访等怪事轮番发生，鼠与猫的角逐大戏天天上演，你给我压力，我给你更大的压力，你有腿，我有权，看谁耗过谁，看谁斗过谁。

大家看，形容它为压力管控型社会治理模式是不是名实相符？

不过还好，压力管控需要极高的“艺术”，形同钢丝绳上跳舞，弄不好，会出大事，所以并不容易发育成型，它只是作为一种现象，存在于个别地方，个别政府和官员。因为，截访可能导致信访人死亡，管理不当可能造成群体性事件，不长脑子的领导干部乱发言论可能搞成“我有一百种办法刑事他儿子”的闹剧，密谋反压上不了台面，必然动作不敢太大……

不过，我国还是应该小心应对、坚决反对这种社会治理模式的形成。因为，它的存在，影响极坏。

压力管控型社会治理模式本质上反法治、反民主、反文明，甚至可以说是“愚蠢之极”。良法之治下的法律不可能禁止公民施压，但绝对会禁止国家机关“反施压”。政府是人民选举出来的，来自于人民的授权，人民想施压，只能说明政府哪方面做得不好，作为公仆，怎么可以反向主人施压、炫耀武力呢？

所以，压力管控型社会治理模式确实违背依法治国方略，必然破坏社会主义法治，必然影响党心、民心，必然破坏社会安全稳定。我国要坚决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