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官员特别喜欢指责公民“信访不信法”，但实际上，官员和国家机关可能更“信访不信法”。一些要求履行法定职责的案件，行政机关有时更乐于通过信访形式予以答复。而法院呢？见到了“信访”字眼，就会认定不属于法院受理范围。国家机关喜欢采用信访方式处理问题的原因就在这里，可以逃避司法监督，免除自身违法责任。

这就说明，法治与信访还是有区别的。不过，区别何在，区别大还是小，并没有多大理论和实践价值。

从制度设计初衷出发，真正实现了“诉访分离”的信访，其实能发挥作用的案件类型很少，绝大多数案件都可以通过法治方式解决。现实当中，信访案件数量庞大，只是假象，因为绝大多数案件并不是信访受理范围，各级信访机关并没有执行“诉访分离”制度。真正归属信访受理的案件，也只能是立法没有涉及的领域等少数类型。

另外，信访的功效和作用天然注定不会好。法治能解决问题的地方用不到信访，而法治不能解决问题的地方用信访，一般而言，也是无效。信访几十年不能解决问题的，大有人在。更多的人停止信访，不是问题解决了，而是因为被拖死了，累了。这是因为，“属地管理”是信访方式的核心，但更多的地方把属地管理搞成了自我监督，把“枫桥经验”搞成了不准赴省、进京走访，让制造信访问题的人解决信访问题，最后的结果大概率只能是信访人被解决。

所以，谈论信访和法治的区别欠缺实际意义，谈论信访与法治是不是两种相互独立、相互分离的救济制度也是“伪命题”。总之，一句话，信访制度本来就不应该存在；即使继续存在，也应在不将的将来得到废止。道理很简单，本来靠法治一套机制就能满足社会治理需要，为什么还要白白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另设一套机制呢？这不是摆明了，在承认我国的法治不能有效运行？而且，两套机制还有可能相互推诿、相互扯皮，不仅让公民无所适从，也让两套机制有了不作为的理由和慰藉，结果是两套机制都在空转。

法治和信访并存，不是两条腿走路的关系，也不是大小砝码配合称重的关系，而是社会治理方式应该遵循的思想价值、行为准则紊乱的表现，证明当代中国脱胎于封建社会后，依然没有找到正确、科学的社会治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