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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27 21:15:27) 重庆巴蜀中学 刘浪
我当年级的历史学科教研组长已经第三个年头了，说实话，直到昨天晚上，我才有了一点点感悟。尽管自从干上这份差事起，我也从没有懈怠过，但要说思考，或是反思，确实仅是偶尔有罢了，且大多一闪而过。
巴蜀中学因为盘子大，各个年级班级多，若还把所有集团校的全部历史教师都算到一起——正如我们现在那个微信大群“春秋社”操作的那样，大约取这个名字是孔子编《春秋》的意思，我是这么想的——恐怕比其他学校的全体老师还多，因而学校层面叫历史教研室，年级层面叫历史教研组，后者又俗称“历史备课组”。
再说通俗点，我当教研组长，就管着年级的几个历史教师，通常是十个左右。日常的事务是制定年级历史教学计划，推进历史教研活动，若到初三毕业年级，也有考试的要求和压力。
斟酌再三，因为我写教研组的故事，必然涉及到我的同事，我打算用真名。我说的都是正面的事情，泛着温情，它也不像《编辑部的故事》那般恶搞。所以，请对号入座，哈哈。
昨天晚上，我有晚自习，平常我上课都把手机扔办公室抽屉，昨晚大约是忘了结果带在身上，于是看到手机微信的信息。鲁能和黄花园的历史教研室主任，我的两位直接领导，秦方红和张波先后给我发了私信，通知我八点半有个线上工作会议。我没来得及爬楼看前面会议的缘由，因为我几乎很少关注这类工作事务的东西，往往高中的也和我不相干。但两个领导同时来叮嘱，应该比较重要。
张波这么说的：“浪哥，晚上记得来开个会哈，谢谢。”我回他：“哈哈，劳你亲自吩咐了。我打开腾讯会议听！”印象中，张波当巴蜀历史大教研室主任已经有些年了，他干得很好，对初中的照顾和倾斜也做得不错。他个人的头衔和得过的奖项摆出来更要吓死人，他还带出过重庆文科状元。张波也组织教研室成员开展一些课题，有一年，他邀请我写一本中学生历史读物，其中元朝的章节，我权衡之后，因为不是我研究生阶段的专业，以“不能胜任”婉拒了。其他诸如名师工作室的教研活动，我也一概不参加。
但这不代表我不敬佩他！然而稍稍尴尬的是，从年龄上讲，我比张波稍大，本科似乎也要比他高一届，于是，当历史教研室其他老师都喊张波“波哥”，我怎么称呼他呢，就纠结了。这也困惑了我好久，直到最近，也许是我俩达成了默契，我喊他“波波”，他叫我“浪哥”。这显得不那么生分。但我更想说的是，感谢这一默契背后张波对我一向深居简出、韬光养晦、特立独行和孤僻古怪的理解与包容。
我也尊敬秦方红，他是“大神”，在重庆的高中历史业界是有盛誉的。方红前几年才调来鲁能，成了鲁能这边教研室的主任。今年上半年，为竞选这个职位，我俩才“不打不相识”。当时也很搞笑，平常这些活动，竞选也好，评奖也罢，我都不参与。但那天张勇校长主持——张校很多年前当历史教研室主任的时候，他主持的教研会我大概一次都没去参加过，以至于后来梅梅跟我说，每次点名点到“刘浪”，这个人都不在，刚到学校的梅梅觉得我太神秘了——可能也亲自叮嘱了我，于是我到了现场。那天本来就方红一位候选人，鬼使神差的，坐我后面的全涛，给我私信，撺掇我上去讲几句。全涛那时管年级，无疑又是我的直管领导，但我可不是听他的命令，更多是自己头脑发热，竟然真站上去讲了几句。以当时我初三历史教研组长的身份，侧重讲了教研室应该更多为初中发声，促进初中历史的教学教研发展，还强调了我们应坚持巴蜀历史团结的优良传统，反正和竞选无关的一席废话。
张校也许是第一次听我在公开场合发言（但他错了，我曾经作为学校工会委员，前后两次在我任教初三那年，到金科慰问对口的他当时分管的高三，并代表工会讲话），会后还拉住我聊了一会儿，给了一些鼓励和肯定，万幸他没有想起来我总是当年缺席他教研会的那个人。
言归正传，昨天线上会议，大致的内容是教研室组织各年级老师，完成重庆市教委旗下的基础教育精品课项目。我听出缘由来了，一方面它算是政治任务，另外也是教师个人成果的展示平台，想必也有助于评职定级。
张波在会议那端跟一个个年级（有的年级还有不同校区）教研组长对接，推荐哪些人，选哪一课，我就在琢磨，这个和我也没关系，但初一我要推荐谁呢，我一下子就想到了秀丽。等最后张波对接初一的我时，我就向他推荐了秀丽。
秀丽是这学期才调来鲁能的新老师，以前我不认识她，没听说她名字。即便现在，我对她也了解不多，还没去听过她上课，但她在开学自我介绍时轻描淡写说起自己曾拿过市优质课大赛一等奖。就算是我长期游离在“赛课”之外，但也知道这个奖的分量。秀丽根本不算新老师，她在附中干了八年，是名副其实的教学老手了。我平常看她在办公室，几乎都在钻研教学，譬如看论文，看专业教学类书籍，看名师的视频（有一次我偶然瞥见视频中是北大的邓小南教授）。巧合的是，我们初一历史组昨天上午搞了一次组内公开课，秀丽的评课精准、一针见血，让我确定了，她是有相当功底的。我甚至认为，她的专业素质，远超很多同等教龄的老师。
果然，会后，等我把秀丽拉进春秋社的群。秦方红就跟我说，他记得几年前在北碚的一次教学研讨会后和她吃过饭。丹丹也向我求证，“是不是附中那个谢秀丽？”同样来求证的还有张悦，她也是常赛课常得奖的，她的评价是“很厉害的人”，可能，张悦想起某次大赛自己和秀丽的棋逢对手剑拔弩张吧。
我欣喜自己看人还是很准的。再晚一点，我也与秀丽进行了电话沟通，不过最后，她决定不去参加，她想把主要精力放在考编上。这一点我早就替她想到了，并跟她说这个是自愿参与，完全不用有负担。秀丽大概还有一层顾虑，她可能以为这些机会应该首先照顾组内的老前辈老资格，她在巴蜀一个新人，过意不去。我则直接告诉她，这种顾虑完全没有必要，大家都凭本事，在我眼里从来没有谁资历深谁资历浅一说。
上面说到昨天上午我们初一历史组内公开课，授课的是一位西南大学大四学生，谭施惟。这位年轻人让我眼前一亮！作为过来人，都知道，公开课无论大小，都是一场折磨。说实话，我是很多年不曾，以至于从来没有过，见到一位刚刚站上讲台的老师，能把一堂公开课处理得如此流畅、轻松和自信了。还没等这节课上完，我迫不及待地在年级教研组长群里说，建议学校把她留下来。
稍后和培炜聊天，他如今是初一年级的第一负责人了，他就跟我说：“浪哥，你这个建议很及时！学校在未来一两年，正好有这样的计划，为优秀的大学应届毕业生提供好的平台，把他们招入鲁能。就需要你们教研组长的推荐呢。”
当然，小谭也不算一个完全的新人，她上学期跟着包老师实习过，包老师肯定点拨了她很多，现在她跟着我，反倒使得我有点惶恐，到底还有没有东西可以教给人家。
说起来，让我不好意思的是，包老师现在看着我也喊我“浪哥”。更让我难为情的，我们都景仰的彪哥，有时候也半开玩笑地叫我“浪哥”，真是承受不起啊！这个现象在表面上看似，也如小谭跟我说的，还没跟我实习前，就不停听人给她提起巴蜀有个“浪哥”，而且“浪哥”这个称号差不多也成了一个符号在江湖流传，哈哈。但我要说的是，表面之下的本质，是我们巴蜀历史组大家庭的团结友爱，亲密无间。
我还想说的是，也是昨晚最深刻感悟的一点，巴蜀的历史教研室、教研组，有一种也许别的学科不太有，或者不太坚持的一点，那就是老一辈会把他们在一辈子历史教学中形成的经验，他们的本事和能耐，他们的教育理想和对教育的理解，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下一代。
想当年，我们这一代谁不是听着看着刘同凡老师、朱麟原老师、岚姐、彪哥、王老师、包老师，而逐渐成长起来的！
我更想说的是，在这个基础上，作为巴蜀历史的前辈，他们也许往往不那么具体而微，但总会在你教学生涯的关键时候，提醒你，让年轻一辈的巴蜀历史人少走弯路。一些时候，他们会慧眼发现你与众不同的价值，尽可能为你争取和提供更多更好能提升自己的机会。还有一些时候，他们会像真正看待自家的晚辈一样，激励或鞭策着你，让你尽快达到你应该达到的高度！
我现在时而会想，曾经是晚辈的我，如今在年轻人面前也成了前辈，我要做的，就是要把这些精神传承下去。
我在巴蜀的师傅是刘大伯，十几年前，我那时纳闷儿，大伯他啥都不教我，那我怎么学呀！十多年过去，大伯也早就离开讲台去忙行政，我更不可能向他学什么了。但最近，我才醒悟，他教会的是我去用心观察，主动学习，和为人处世。前不久，他还语重心长跟我聊了很多。是的，我承认，大伯看起来大大咧咧，对什么都无所谓，但要在整个巴蜀找出一个比他还关心年轻人的人，真的很难——他真的是在很多时候默默地关注着你，并在你可能要飘飘然的时候再点醒你。
大伯有两个学生，何南方和我。我偶尔给历史组年轻老师开玩笑，南方是他的大弟子，我则是关门弟子，大伯一辈子就我们两个弟子，现在他估计偷着乐，因为感觉我们俩都成才了。显然，当上校长的南方成了更大的才。唉！说起来，要不是南方去当校长，也轮不到我来接这历史教研组长。话说回来，我闲淡散漫惯了，某种程度也说得上与世无争，不服别人的管，也管不来别人。不过我很感谢南方，不是感谢他腾出了位置，而是我们合作多年，有了一种说不清楚的默契，以及对彼此的理解。南方有意无意跟我说过几次，他说：“浪子（他是少数几个不会喊我‘浪哥’的人，事实上他也比我年龄略小），你要出来做事，要把你的那些才华展示出来，而且要形成成果。”
我不知道现在的我有没有达到南方的期望，估计是没有，因为没啥成果啊！可我还有一点自信地能够告诉南方，你交给我的历史教研组，我可没搞砸哈！何况，时不时的，反正现在组内是我做主了，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偶尔还会搞点创新，来记重锤。
上学期，也就是上一届的初三下期，某一次组内教研会，估计是因为临近中考，那几天组里的事特别多，出题什么的，乱七八糟，几乎我一个人在做，焦头烂额，我情绪来了。在会上，我毫不留情地批评了几个年轻人，一个一个当着面指出他们的缺点和我不满意的地方。总结下来主要说了几点，第一，虽然每个人精力和时间都有限，有的老师要赛课，要考编，但这完全不是你不承担教研组工作的理由，而本质上是因为偷懒和自私。第二，我给乾龙说的，也提到冉磊，在巴蜀有很多我尊敬的一辈子在普通教师岗位上勤恳耕耘、奉献终生的老前辈，他们从没想过要一官半职，我还说“当官的都是教书教得撇的”，这当然是我口无遮拦，说绝对了，但背后的道理是，我们每个人永远不要忘了自己作为教师的本职。第三，我还给他们说，再过几年，等彪哥、王老师退休了，我们巴蜀初中历史怎么办？可以靠谁？我吗，刘丽君吗，那再过几年连我们也干不动了呢？只有靠你们！而最近些年，你们不觉得巴蜀初中的历史教学教研水平在下滑吗！不觉得现在的形势已经很危险了吗！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征程和使命，你们不能总是指望在巴蜀老一代的荫护下面，你们这一代要在适当的时候，站出来，敢于担当，开辟自己的一片天！
我的妈呀！后来我自己都惊了，可能在巴蜀的学科教研会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一幕！第二天，梅梅和蓓蓓颤颤巍巍地跟我讲：“浪哥，昨天的那场教研会风暴，对我们来说，就像‘遵义会议’，让我们从幼年走向了成熟！”
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看着冷漠，让人难以接近，行事怪癖，不循常规，不太喜欢与人交往，也不太信任体制和领导。放小了说，在教研组层面，怕是只有写写论文我还算擅长，评起课来倒是头头是道，其余的教研活动，尤其像赛课，或是所有形式化的东西，我则难以成为表率。但更了解我的人也都知道，浪哥有大的格局，对历史和历史教学有自己认同的那套价值观，我的历史课和历史情怀，也深受学生好评，喜欢读书，被戏称为“行走的谷歌”。还有，我对组内同事，尤其是年轻人我有一颗火热的关切之心，对巴蜀初中历史这面大旗有着本能似的责任和礼赞。
这也许源于我对巴蜀，对巴蜀历史组的情感。如果平日尸位素餐、不务正业的我对巴蜀历史组有所贡献，也许这些就是最大的贡献。
我自然也非圣贤，毫无私心杂念。暑假时培炜给我打电话：“浪哥，初一历史组的担子，你要继续担一担哟！”我本来不愿意，也实打实跟他讲了讲我的想法，我说：“我四十几岁的人了，编制没得一个，未来我还在不在这个学校都说不一定，我找个教研组长当，自找麻烦我有毛病啊！”哈哈！
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也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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