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清华本硕照样被裁，这世道
(2023-07-30 21:32:04) 绩效社会
郭绍敏
我所任教的大学实行绩效工资制。同一职称/级别的老师，基本工资差不多（因工龄而略有差异），但绩效差别很大。记得有一年，我年底的绩效发了10880元，而另一位同职称的老师是19万多。我知道后羡慕不已，甚至有点嫉妒，但他发的论文、拿的项目多，我不得不服。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此言不虚。我要想拿钱多，就必须像他那样，KPI（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关键绩效指标）数据要好看。在企业里亦是如此（更是如此），否则，老板凭什么给你发钱？！怎么样让KPI数据好看呢？那就必须激励自己、逼自己，自我PUA（精神控制），自我剥削，主动沉溺于韩炳哲所言的“内在隐匿的自我暴力”。韩炳哲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不同于福柯所言的“规训社会”的绩效社会。
福柯的规训型社会由监狱、医院、兵营和工厂组成，它无法反映今天的社会。他所描述的社会早就被一个由玻璃办公室塔楼、购物中心、健身中心、瑜伽馆和美容医院组成的社会所取代。二十一世纪的社会不是规训社会，而是绩效社会。规训型社会的高墙在这里显得过于原始。这些高墙属于一个排斥性社会，那是由清规戒律所决定的社会。
与规训型社会中的主体是顺从的不同，绩效社会中的主体是自由的，他是自己的主人，是自由和主动性决定了他的存在。然而，外在强迫转化为内在强迫，“暴力成为一种对自己的暴力，剥削者就是被剥削者，施害者同时也是受害者，过劳症是这种悖论性自由的病理学表现”。绩效主体剥削自己，暴力和自由在这里合二为一。在规训型社会中，主奴是分离的，而在绩效社会中，主奴合一了。一位在同济大学任教的青年教师在评介韩炳哲的思想时感叹道：“我曾经在绩效社会里渴望的自由与理想，在他来看是一个自我之剥削，自己是自己的奴隶主。一个浙江的小镇青年，到上海成为一个大学老师，现在发现自己‘自由’地困于绩效考核，想想还蛮有趣的。”现代性承诺的自由落空了，或者说沦为一种虚假的幻象。也许，真正的自由从不存在。还是鲁迅一针见血，他说，人类的历史无非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只要活着，就必然是奴隶，或者是他人的奴隶，或者是自己的奴隶。
说实话，我挺怀念二十年前刚工作时的高校氛围的，那时没有“学术GDP”的概念，没有那么多“帽子教授”（长江学者、黄河学者、省特聘教授、校特聘教授之类，比普通教授的收入高得多），没有“非升即走”或“非升即转”，也不必因为完不成KPI而担心被降级（如从教授降为副教授、从副教授降为讲师）或解职，想努力（尤其是基于热爱的努力）就使劲“逼自己”，做自己的奴隶，不想努力了也完全可以“躺平”（那时没有这个词）。不错，这样的体制容易养懒人——不发论文、不拿项目的懒人。问题在于，整日汲汲于发论文、拿项目，意义到底何在？真的有利于文化创新和思想产出？韩炳哲指出，“一味的忙碌不会产生新事物”。我也怀疑整日忙碌的氛围中能否诞生一个现代牛顿、笛卡尔或爱因斯坦。人是需要慵懒、无聊的，是需要躺在躺椅上无所事事、做白日梦的。瓦尔特•本雅明把这种深度无聊称作“梦之飞鸟”。诗人海子也曾经告诫我们要“以梦为马”。只有在闲暇、白日梦和沉思生活中，我们才能接近事物的本质以及永恒不变的美和真理。
我同情那些还没有拿到固定教职的“青椒”。2023年5月3日，从北京大学毕业、入职于一所985大学的廖梓豪博士“因突然疾病”去世，年仅31岁。他入职的高校实行“非升即走”，这给他造成巨大的精神压力。他曾劝同门师弟“不要压力太大猝死了”。没想到一语成谶，只不过，是发生在他自己身上。
我也同情那位刚工作一年就即被裁掉的清华毕业生。这位毕业生感叹：“TOP2本硕，终究逃不过鹅厂的屠刀。”她的一个学弟也在自媒体账号发了感想：“一个工作一年的清华计算机本硕的学姐在腾讯被裁了，下了会议哭了好久，尼玛我的心一下子就沉了，难受了好久，代入感非常强烈，就仿佛看到了大片互联网人未来的样子。”
但我知道，我没有居高临下予以同情的资格。
这个资格，就连上帝也没有。因为上帝并不存在。尽管伟大的华人科学家杨振宁说造物主是存在的。
【注释】杨振宁在一次访谈中说道：“如果你问我有没有上帝呢。如果你所谓的上帝是一个人形状的，那我想没有。你如果问有没有一个造物者，那我想是有的，因为整个世界的结构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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