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句老话叫做“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历史长河中也的确是这样，这成了中国这是分子的不二选择。“居庙堂之高”就想着兼济天下了，处“江湖之远”就只能独善其身了。“兼济”和“独善”不是自己的选择，而是由能不能接近“庙堂”能不能进入“庙堂”决定的。

当然这样的情况还需要进一步分析，春秋战国时，列国纷争，言论还是比较自由的，“穷”的选择还具有很强的自主性，比如孔子周游列国时碰到了很多隐士，长狙桀溺，荷蓧丈人，这些人不愿像孔子那样到处游说宣扬自己的思想，而是选择远离纷争，追求内心的清净。这个时候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孔子的前呼后拥的游说，隐者的自耕自食，都是自由选择，因此，孔子和隐者都是幸福者。

秦以后尤其是经过了汉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言归了正传，周游自然不可以，善其身也具有了规定性，因为善本身就具有规定性，关键是还必须是独善，抱团不行。善其身其实还是修其身，按照经典修身，这样才会有机会再进庙堂。善其身更多的是失意者的无奈选择。善其身也是心有不甘，想着有一天能乘舟梦日。

善其身的方式基本上都是回到田园，于是有了田园精神，田园生活。这样的精神，这样的生活不能有怨，不能有怼，不能有牢骚，不能有不满，必须是平静的，必须是愉快的。穷和达不仅是政治现实，同时也是知识分子的思想现实，这已经成为他们的内在命运，这里面有着怎样的麻木和无奈！

苏格拉底不喜欢政治，但是他也用不着田园，用不着找那么一块地方独善其身，他需要的是广场，他的理想就是追问知识，就是唤醒困倦的雅典民众。苏格拉底虽然属于处江湖之远，但是他喜欢找人论辩，他讨论善，但并不是善其身的善，而是善的概念，善的内涵，他与我们的隐者没有任何相似性，雅典没有隐者只有智者。智者是社会政治的设计者和批判者。

还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选择远离权力，但是他们用不着独善，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学园，在学园中召集学生研究学问，他们的眼睛从来没有瞄向庙堂，这与我们知识分子的致思方式完全不一样，我们是因为无法达才选择穷，而古希腊的知识分子，哲学家没有这样的穷达困惑，他们是真正的思想家哲学家甚至是科学家，比如亚里士多德就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们选择研究学问，选择教授学问。我们是学而优只能选择仕，没有开办学园研究学问的第三条路，也就是游离于政治之外、思想之外的路。

唐太宗开科举，看着新取的士子鱼贯而出，唐太宗就乐了：“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什么是彀？彀的本意是罩住，束缚住。在这里彀成为一种政治设计，让仕成为知识分子唯一的选择，而通过这样的选择性强制把仕化成一种自我人格。入仕自然是达，无法入仕则只能选择穷，所以穷与达成为一种非此即彼的“要么要么人格”。

 也许有人会说陶渊明，田园生活化为内心理想，融合在一起，成为诗意完美的的生活。其实，真正了解陶渊明政治生活的人应该知道，陶渊明选择田园并非像他自己所极力美化的那样是“性本爱丘山”，更不是像他在《归去来辞并序》所表白的那样“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疾冻虽切，违己交病。”陶渊明之所以选择田园最主要的是为了躲避迫害，他曾经参与过桓玄政权，是被后人称为“乱臣贼子”的桓玄的幕僚和朋友，陶渊明可以说是一条在大军阀刘裕（此人在后来在篡晋的前后谋杀了两位皇帝）的政治大清洗中侥幸逃生的小鱼。

这一点袁行霈先生对陶渊明有过精彩分析：“他在政治斗争中当然不是一个风云人物，但在政治风云中却也不甘寂寞。仅仅用亲老家贫解释他的出仕，显然是不够的；仅仅用生性恬淡解释它的归隐，也是不全面的。他在政治漩涡里翻腾过，他的进退出处都有政治原因。把他放到晋宋之际的政治风云之中，才能看到一个真实的立体的活生生的陶渊明的形象，并通过这个典型看到中国封建时代一类知识分子共同的幻想、彷徨和苦闷。”（《陶渊明与晋宋之际的政治风云》）

陶渊明有极大的危机感，他所能做的就是想方设法伪装自己，让人看到他没有任何政治兴趣，让人看到他只热衷于山水田园，他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逃避政治迫害。所以，田园的另外一个词就是逃避，逃避才是田园的本质。善其事也是为了保其身，全其身，善是外在的，保是内在的。

《庄子.缮性》对于什么是隐士早有过分析“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

庄子说，隐者是当时机、命运不顺应自然而穷困于天下的时候，就要通过深藏缄默来静心等待；其实是一种保存自身的方法。

  穷达之间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不过是政治形势下的选择而已。当李白高唱：“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时，我们能够感受到李白穷的困窘和达的欢愉。穷和达不过是一条路的两个方向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