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于中间”这个词我们已经多次提到了，韦尔南《希腊思想的起源》这部书中，“置于中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概念，更是城邦政治的核心。在城邦中什么都必须“置于中间”，权力要置于中间，法律要置于中间，思想要置于中间，论辩要置于中间。“置于中间”是城邦的民主政治要求的。

  在“置于中间”这样的政治环境中，不仅在雅典，在当时的整个希腊都出现了一股出书热。韦尔南在《希腊思想的起源》中也谈到了这一点“当某些个人也决定用文字将自己的知识共之于众时，他们或者采用书的形式——最早的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re）和菲勒塞德斯（Pherecyde）所写的书或赫拉克利特（Heraclite）放在以弗所的阿耳忒弥斯神庙里的书，或者采用碑刻的形式，这些碑刻类似于城邦以执政官或祭司的名义刻录的那些石碑（一些公民还以私人的名义在石碑上刻录天文观测情况或年表）。他们这样做不是为了让别人了解个人的发现或意见，而是希望把这些启示‘置于中间’，使它们变成城邦的共同财富，变为一种像法律一样适用于所有人的规范。”韦尔南说“但由于被形诸文字，这种真理就脱离了教派的封闭圈子，清楚地展现在城邦的全体公民面前，这样就是承认真理有权被所有人得到，就是允许把真理像政治论辩一样交给所有人去评判，并希望它最终能够被所有人接受和认可。”古希腊当时有很多书商，很多商店都卖书，这恐怕是我们难以想象的。

而比当时希腊晚百八年的我们的大秦帝国却在全国范围内搜查和搜集书籍，把凡是不符合要求的图书典籍一律焚毁，这就是著名的“焚书坑儒”。秦始皇三十三年，李斯奏请焚烧民间“《诗》、《书》、百家语”，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其实，“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是李斯的老师韩非子提出来的，《韩非子•五蠹篇》“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所谓“无书简之文”、“无先王之语”，实质就是要废除、清算古代奴隶制的文化典籍和道德说教；“以吏为师”就是整个社会除文吏外，没有具备文字能力的人，人们要学习文字，只能向政府官员学习，学习的内容是朝廷的法律法令。

秦朝终于实现了大一统，书和思想得以被集中起来放在中间了，但是放在中间的命运是让它们消失，毁灭它们。“置于中间”和“被置于中间”是多么不同啊。

这让我想起了司马迁撰写《史记》时的顾虑，司马迁作为一个史官，不仅有着史官精神的传承，同时更有作为伟大的历史学家的抱负，他在《报任安书》中透露了自己的抱负：“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司马迁在撰写一部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中国的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关键是，司马迁敢于直面历史，敢于说出涉及到汉朝乃至当朝皇帝的一些历史真相，这让他意识到这部书不会遭到好的命运，自己也同样不会遭到好的结果。

那么，后来司马迁的命运如何呢？据说司马迁写完《史记》，留下一篇《报任安书》后，离奇失踪了。在汉末就有传言：中书令受刑后有怨言，下狱死。还有一种说法说：《史记》中的部分章节被汉武帝抽看，武帝大怒，处死了司马迁。不管传言是否真实，司马迁知道自己说出了一些真相因此必然遭到祸端，内心充满恐惧却是真实的。

不管是以吏为师的政治，还是书籍写完必须掖掖藏藏的政治，都与“置于中间”完全不同。而这样的不同不断放大之后，所体现出来的思想面貌思维方式就完全不一样了。司马迁之后还有很多史官，撰写了很多史书，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都有“藏于深山”的担心，担心一点都不多余，因为焚书的历史不断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