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城邦最典型特征就是把权“置于中心”，也就是放在城市中心广场。“置于中心”意味着权政治必须是经过公开讨论公开辩论的，这是Z政治的体现，任何人不能独占权，权在民。这就是古希腊尤其是雅典的广场的政治功能，也是雅典的政治现实，城邦的所有事物都必须放在广场公开论证。

  中国古代有没有广场呢？有。我们都学过一篇文章叫做《邵公谏弭谤》，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先秦诸侯国应该也是有城市广场的。

文章说“厉王虐，国人谤王。邵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国人谤王”，“谤”的时候应该是聚集在一起，不是雅典那样的大的城市中心广场也应该是集市那样的小广场，总之是聚集的地方。”谤“就是诽谤，议论，批评，指责，发泄不满。这让历王很不满，于是决定谁要是再诽谤就杀了谁，吓得国人见面甚至不敢说话了，在路上碰见，只能用眼光打招呼，嘴被紧紧封住了。这才有卲公最著名的一段话”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雍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成为后来劝谏统治者的名言。

当然那个历王根本不听卲公的劝告，继续采取高压政策，最后被国人赶跑了，丢掉了王位。

说起广场其实还有一篇文章《邹忌讽齐王纳谏》，这篇文章大家也比较熟，这篇文章中的齐王听取了邹忌的意见，虚心纳谏，最后实现大治。

“王曰：‘善。’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讥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数月之后，时时而间进；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

文章中的“能谤讥于市朝”，一般都把“市朝”翻译成公共场所，也就是一般的城市广场。

作为都城有广场并不奇怪，国王进行誓师啊，阅兵啊也是需要的。只不过政治形式不同，广场的设置、广场的功能具有很大的差异。古希腊的广场是整个城邦的中心，城市其他的建筑呈几何形状围绕广场等距离分布。这里面放置着城邦的政治，放置着城邦的权，放置着城邦的法律，因为所有的城邦事物都必须放在广场。古希腊的思想包括科学研究都必须放在广场成为公共的东西，也就是必须公开出来，通过公开演讲通过公开论辩为所有民所熟知才行。所有的演讲论辩都是建立在公平公正公开的基础上的。这就与先秦诸侯国的广场政治区别开来了。《邵公谏弭谤》就不用说了，“道路以目”说明了一切。即使是《邹忌讽齐王纳谏》中广开言路的齐王也不过是高高在上地纳了谏而已，这里面有多少粉饰多少编造且不说，齐王还是在深宫高院里，他所听到的意见不过是下属传递进来的意见。深宫高院那才是真正的权所在，权怎么会放在广场，怎么会“置于中间”，怎么会允许自由论辩？

不管是“防”还是“纳谏”都是在上者说了算，让说和不让说权不在于说的人。古希腊城邦政治说是每个民的权，城邦政治要求所有人必须公开说，这不仅是民的权更是民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