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杨树达先生的事，如果不提他的“名著”《汉书窥管》，那简直就像是蓄意要抹煞他的“成就”。

 

然而谈《汉书窥管》确实是有些麻烦的。比如我若说这部书“错误百出”，似乎就该负责一点，至少举上100个例子。那么，这得写多长？

 

可问题还在于，《汉书窥管》的条目有3000多，若是按比例一算，“错误百出”倒也只错了1/30。

 

假如要捧人，1％很可能就足够了，可是要批评一本书，以1/30做依据就似乎不大够。

 

那么这里就先来谈谈《汉书窥管》的“厚度”。

 

《汉书窥管》的前身叫《汉书补注补正》，这个神气的书名里面，其实包含着一个故意的错误。因为它既不是《汉书》的“补注补正”，更谈不上是《汉书补注》的“补正”。

 

《汉书补注补正》总共有583条（这是我数过的，容或小有误差），其中批评到王先谦《补注》的共有101条。这里面包括同意王先谦的说法而略加附议的18条，认为王先谦的补注应该挪动位置的5条，引用他人成说的10条，剩下的大约就70条左右。

 

70条左右，即使杨先生全对，在《汉书补注》里，能算多大一个零头呢？

 

《汉书补注》我没法细数，粗略地算了一下，王先谦的按语有多少呢？大概是16000条！

 

在16000条里挑出70或者100条批评，叫“拾遗”恐怕都有些勉强吧？

 

《汉书补注补正》（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2月初版，列入“北京师范大学丛书”）在“成功学”上的意义，以及那个时代多么值得像杨树达先生这样的人留念，自然非三言两语可了。总之，《汉书补注补正》的成功让杨先生心里有了底：原来所谓“学界”还是蛮好混的！

 

他后来敢批量抄袭《说文通训定声》等“四大名著”，其原因也在于始终没有人批评。——当时自然也有对之鄙夷不屑的人。

 

从《汉书补注补正》到《汉书窥管》，这个过程杨伯峻先生在1983年作过一个介绍：

 

（杨树达先生）早年读王先谦《汉书补注》，使用（高邮）王氏父子校释古书的方法，又加以扩充改善，写成《汉书补注补正》。以后陆续增补，到一九五三年，发愤把三十年来所读《汉书》的心得加以总结，成《汉书窥管》一书。用这本书来补充《汉书补注》，可以说，研究《汉书》，已无剩疑。纵有地下发掘，只能作为补充或证明汉代史料和史实，恐难以推翻遇老之所作考订。同时学人称他为“汉圣”。（杨树达《中国修辞学》文集版“前言”）

 

杨伯峻先生所谓的“同时学人”，其实就是陈寅恪先生。

 

到了现在，《杨树达文集》新的“出版说明”里，“学界认为《汉书》研究至此，已无剩疑。”——杨伯峻先生又成了“学界”。

 

给人做反广告从来都是大犯忌讳的事，可是生在当今之世，如果不把“独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也）随身揣着，怎么对得起“大师”们的熏陶？

 

《汉书》号称难读，《汉书补注》又可谓卷帙浩繁，一个人能写一部“补正”，当然可以把很多人（包括“人物”）震住或者镇住。

 

杨先生的所谓“训诂之学”是个什么程度我不用重复，就“治”《汉书》而言，事实上终其一生，杨先生都不曾通读过《汉书》哪怕一回（我在《杨树达先生背诵〈汉书〉的神话》中举过几个例证，当然还可以补充），能“补正”个什么？

 

到了1936年6月，杨先生“始写《汉书窥管》”（《积微翁回忆录》页117），确实是“发愤”在“增补”，后来1955年出版时，篇幅比《汉书补注补正》增加了5倍多，洋洋洒洒60多万字，仿佛真是要迈向“汉圣”了。

 

我得承认，杨先生“增补”的条目绝大多数是正确的。其中的大宗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关于文字前后互见的。如《高帝纪上》“高祖隐于芒砀山泽间”，“树达按：时樊哙与高祖俱，见《哙传》。”（《汉书窥管》页3）

 

这样的条目，对于读了前面不打算读后面的人是有用的。因为有大量这样的条目（比如在《高帝纪》部分的110条中占了51条），所以原本就文不对题的书名《汉书补注补正》，杨先生只能割爱。

 

比如《樊哙传》开始就说“与高祖俱隐于芒砀山泽间”，那么“时樊哙与高祖俱”（察按：这样省略，其实不通。）总用不着“研究”吧。王先谦不提，杨先生当然也就无从“补正”。

 

另一类是关于校勘的。杨先生的校勘也可谓别具一格，他出校时几乎全部都是用的“景祐本”，校出的结果至少九成以上与王先谦用“官本”校出的相同，照样出校。

 

我现在可以随手翻几个例子，“先谦曰：官本有粮字。”“树达按：景祐本有粮字。”“先谦曰：官本作扬，是。”“树达按：景祐本作扬。”“先谦曰：官本作术。”“树达按：景祐本作术。”“先谦曰：官本注重死字。”“树达按：景祐本重死字。”（《汉书窥管》页11、75、240、241）这样的条目，照例要抄录《汉书》及王先谦《补注》，最后才能缀上一行“树达按”。

 

事实上，只要王先谦说“官本作某”，杨先生都可以跟着说“景祐本作某”，根本就用不着“校”，因为景祐本是王先谦用过的参校本（参看《汉书补注》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下引《汉书补注》用此本），若有重要的异文，王先谦岂会视而不见？

 

上面两类，至少占了《汉书窥管》2/3的篇幅，所以说是大宗。

 

还有一个大宗是“王荣商曰”。

 

假如王荣商一部七卷本的《汉书补注》失传了，把《汉书窥管》中的“王荣商曰”辑出来，基本上也就还原了，正如从杨先生的《词诠》中基本上可以辑出一部《经传释词》。杨先生也不管“王荣商曰”对不对（仅有几条加了按语），连“王荣商曰”出自何书都没提过（类似的还有“王应麟曰”、“张文虎曰”、“姚振宗曰”等等）。既然要这样引述，杨先生何不直接就做一部《汉书集解》？

 

这样一些肯定“正确”的条目，除了有助于把书弄厚，还有什么别的意义吗？

 

有大宗，自然就有小宗，杨先生有各种别出心裁，那可就五花八门了。

 

举最冗赘的例子之一，是杨先生用整整两页的篇幅，原文照录了王先谦《汉书补注》所列的九个人的说法，最后所加的按语，不过是同意其中刘攽的说法。（《汉书窥管》页12～14，参看《汉书补注》页59～61）

 

关于刘攽，还可以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王先谦引用“刘攽曰”很频繁，偶然写了一回“刘氏曰”，杨先生要来更正：“树达按：刘氏当作刘攽。”（《汉书窥管》页274）“按”这么一下，前面当然得照录《汉书》及《补注》。

 

下面再举一个杨先生富于创新精神的例子：

 

《汉书·高帝纪》：或说沛公曰。

 

树达按：李慈铭云：《艺文类聚》引《楚汉春秋》，说沛公者为解先生。（《汉书窥管》页9）

 

这一条看起来好像没什么问题吧？

 

杨先生的宗旨是书要弄厚，所以像在《词诠》中一样，只要是他突然追求简洁（比如这里，破例没有录“先谦曰”），就基本上可以断定：杨先生要玩点花样了。

 

我们看“或说沛公曰”下王先谦的《补注》：“周寿昌曰：《艺文类聚》引《楚汉春秋》曰：沛公西入武关，居于灞。解先生说上遣将军守函谷关……”（《汉书补注》页39）

 

问题一，王先谦《补注》既然引了周寿昌（1814～1884）说，李慈铭（1830～1894）年辈较晚，即使有此一说，其出处也是周寿昌的《汉书注校补》（这是李慈铭在日记中评论过的书），引来岂非多余？

 

问题二，这个“李慈铭云”，杨先生是从哪里找来的呢？

 

其实这不过是一个戏法。王先谦不是引录了“周寿昌曰”吗？杨先生直接把“周寿昌曰”改为“李慈铭云”，这不就成了？

 

李慈铭的文字那么多，这么光秃秃一个“李慈铭云”，谁有耐心去查对？你若是查不到，是不是还得怀疑自己没有杨先生渊博？

 

杨先生制造的所有书，从来不列参考书目（《古书句读释例》是个例外），就是因为他有许多“渊博”的花样是不愿读者知道的。

 

总计《汉书窥管》3000多条，把上述无需“研究”就能得到的条目除开，与杨先生自诩的所谓“发疑正读”能够搭上关系的，其实连1/10都不到。

 

至于在这1/10都不到的条目中，有没有1/10是对的，那就下回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