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写过“《汉书窥管》管窥”，文章对杨先生礼敬有加，可题目却像在跟杨先生针锋相对。为何不随着杨先生“窥管”呢？

  为免混淆，我的题目叫做“测蠡”，应该与“窥管”比较和谐吧。

上一篇谈《汉书窥管》的“厚度”时说过， 此书条目虽有3000多，与所谓“发疑正读”能够搭上关系的，其实连1/10都不到。现在稍微说准确一点，大概是240条左右。

假如有必要分出精华和糟粕，这240条左右，却就是《汉书窥管》中糟粕聚集的所在了。

这是怎么个说法呢？比如杨先生的多数条目，如我上次所举的，“树达按：时樊哙与高祖俱，见《哙传》。”“树达按：景祐本有粮字。”从研读《汉书》的角度来说固然近于废话，但究竟也还不错，至少不会误导人，因为樊哙那时确实和刘邦在一起，景祐本也确实有“粮”字，这在《汉书窥管》中就是“精华”了。——这样算来《汉书窥管》中的“精华”就可以达到九成以上，是名下无虚的“名著”。

可是“精华”之外，要谈那240条，仍然有个比例问题，挑少了不能说明问题，挑多了就难免会写得没完没了。

下面我的讨论就限定一个范围，即是最前面的《汉书·高帝纪》（包括上下）部分。这是《汉书窥管》中所谓“发疑正读”比例最高的部分，在110条中有20多条。其中直接批评到王先谦《补注》的，刚好是11条。——这一部分王先谦加了按语的共计326条。

如果我现在不挑不拣，就不间隔地讨论这11条，不算是故意吹毛索疵吧？况且，以杨先生“汉圣”的身份，在王先谦的326条补注中选择11处加以批评，难道还不能保证成功率吗？

下面不妨顺便算个账，按杨伯峻先生的说法，用《汉书窥管》来补充《汉书补注》，“可以说，研究《汉书》，已无剩疑。”现在姑且假定杨伯峻先生的说法可以成立，那么这个成绩该怎么分配呢？或者说，假如王先谦、杨树达两位共得了100分，其中有杨树达先生多少分？

杨先生自认是研究“训诂之学”的，我的讨论只能寒酸一点，可以凭依的只有一点常识。

我相信常识与训诂学也不矛盾，因为由训诂学（假如真是）得到的结论，一定是符合古代汉语常识、能帮助读者读懂文章的，或者说训诂学是让人明白而不是唬人蒙人的。

像杨先生曾经提供的例子，“招”和“的”是一个字，闹别人的洞房捆打自己的妻子等等，那种训诂学，我认为还是不学比较稳妥。

如果是常识难以判断的问题，那就直接算杨先生对，不搞什么见仁见智。

作为示例，可以先讨论一下《汉书窥管》第1页提供的例子：

高祖每酤，留饮酒，雠数倍。（察按：这样断句我在别处没见过。）

如淳曰：雠亦售也。

树达按：雠数倍者，特多售与高祖也。卷八《宣纪》云：“卧居数有光耀，每买饼，所从买家辄大雠，亦以是自怪。”大雠亦谓多雠与宣帝，此与高祖事正同。《史记索隐》乃云：“高祖大度，既贳饮，且雠其数倍价。”按高祖既贳饮，两家又弃责，何有雠价之事乎！《索隐》说殊误。

察按（后面的例子，我的话均以“察按”起头）：

《汉书·高帝纪上》的原文是：“常从王媪、武负贳酒，时醉饮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怪。高祖每酤留饮，酒雠数倍。及见怪，岁竟，此两家常折券弃责。”（《汉书补注》页4）

按《汉书》（《史记》同）所说，刘邦（高祖）到酒家去打酒，只要留在那里饮酒，酒家就生意大好，会多卖出几倍的酒（《宣帝纪》说，宣帝有时去买饼，他所买的那一家饼也会卖得特别好，宣帝自己也觉得很奇异）。这故事当然含有一点迷信，是说高祖、宣帝可以给人带来好运。

杨先生把“雠数倍”理解为酒家“特多售与高祖也”，是很费解的说法。说到刘询（宣帝，原名病已）买饼，那就更说不通。因为饼是论个卖的，刘询总该知道价格吧。司马光说：“孝宣十九即位，聪明刚毅，知民疾苦。”（《资治通鉴·汉纪十七》）如果饼家老是多给，即使出于自愿，在买饼的刘询这一面总说不过去，他是白痴还是无赖？

当然，如果话就说到这里，杨先生的见解仍然不妨聊备一说，可是杨先生下面又驳《史记索隐》（杨先生其实也没弄清司马贞的意思），就连带把自己也驳了。

所谓“高祖既贳饮，两家又弃责，何有雠价之事乎”，就是说杨先生认为，那酒是高祖赊的，酒家又不要他还账（即弃债），等于白送，根本就没有售价的问题。那么杨先生前面说的“特多售与高祖”又算怎么回事？白送的东西，难道还有“多售”（卖得便宜）或“少售”（卖得贵）的问题吗？

如果有人被杨先生东扯西拉的征引弄晕了头，不小心忘记了常识，那就是五体投地也不冤枉了。

下面就谈那11条。要把问题说清楚，这当然还是会不免冗赘的。

例一：

祀蚩尤于沛廷，而釁鼓旗，帜皆赤。

吴仁杰曰：颜注以釁鼓句绝，非是。按《封禅书》：“祠蚩尤，釁鼓旗。”旗字当属上句读之。

先谦曰：吴说是也。帜是总称，言帜皆赤可矣，古书简要，不当有羡文。鼓旗并釁，上属为宜，后人习见旗帜字，误绝耳。

树达按：“下文云：‘偃旗帜。’又云：‘益张旗帜。’而《纪赞》复云：‘断蛇著符，旗帜上赤。’班似仍以旗帜连读。王云古书不当云旗帜，实为瞽说。然《吕氏春秋·慎大篇》云：‘釁鼓旗甲兵。’本书《郊祀志》亦云：‘徇沛，为沛公，则祀蚩尤，釁鼓旗。’则此文仍以从吴读为是矣。”（《汉书窥管》页5）

察按：

这里顺便把杨先生《汉书补注补正》卷一开篇的第一条抄来对照一下：

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廷而釁鼓，旗帜皆赤。

吴仁杰曰：（略）

王先谦曰：（略）

树达按王氏从吴说，谓旗当属上读，固可通。然云帜是总称，古书简要，不当有羡文，则非。下文三年叙高祖围宛事云：偃旗帜。《叔孙通传》云：张旗志。颜注志与帜同。席启駉云：三年叙沛公攻武关入秦事，亦云益张旗帜于山上为疑兵。盖旗帜多连文，不必如王说。（《汉书补注补正》卷一页1，商务印书馆，1925年）

《汉书》的这段文字现在是这样断句的：“高祖乃立为沛公。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廷，而釁鼓旗。帜皆赤，由所杀蛇白帝子，所杀者赤帝子故也。”（《汉书补注》第一册页15）

杨先生在《汉书补注补正》中从颜师古读，对或错都很正常。但他对王先谦的批评，却含着故意的曲解。不过那时他还没当上“汉圣”，话还说得比较平和。

到了《汉书窥管》，杨先生把句读改了，与王先谦一样“从吴读”（等于承认《汉书补注补正》中点错了），对于王先谦还有什么好“补正”的呢？

可是杨先生的批评，“王云古书不当云旗帜，实为瞽说。”变得既无理又无礼。

王先谦并没有说“古书不当云旗帜”，因为如杨先生所举，下文有三处当“旗帜”连读，难道这三处王先谦都会读破？

既然王先谦说“后人习见旗帜字”，就表明他知道古书中“旗帜”连读并不罕见，而且杨先生所举应该“旗帜”连读的地方，他一处也没有错（参看《汉书补注》页18，30，34，124）。王先谦说的无非是，具体到“祀蚩尤于沛廷，而釁鼓旗，帜皆赤”这句话里，他同意吴仁杰的说法，旗帜，在这里（必须强调是“在这里”），不当连读，哪里就推广到“古书”了？他说的“羡文”（多余的字）是指如果“旗帜皆赤”连读，“旗”就显得多余，因为“旗”属于“帜”之一种，下面不当接“皆”字，比如说“旗帜上（尚）赤”就没有“羡文”的问题。

杨先生硬把一个低级错误强加给王先谦，然后斥之为“实为瞽说”。再然后呢，又“然”回去了，其实还是同意吴仁杰的说法，与王先谦一样。

《汉书窥管》批评王先谦的第一条就送上一个“瞽说”，这是要先声夺人吗？如果考虑到列名《汉书补注》“同时参订姓氏”的有杨先生称作“郋园师”的叶德辉（叶称杨氏为“门人”，见《周易古义》叶序），杨先生即便是有理，也不便用“瞽说”二字吧，何况根本就无理。

例二：

与魏将皇欣、武满军合攻秦军，破之。

钱大昭曰：满闽本作蒲，与《史记》同。

先谦曰：乾道本作满，汪本作蒲。

树达按：景祐本作满。《史记》云：“与魏将皇欣、魏申徒武蒲之军并攻昌邑。”（察按：《史记》原文此下有：“昌邑未拔。”然后记刘邦西过高阳见郦食基事。）此所谓合攻，即彼并攻也。王氏以合字为句，补注其下，误。（《汉书窥管》页7）

察按：

大段抄录是杨先生的长项，可是这里，引《史记》不肯多引四个字，王先谦断句的理由，他干脆就不引。这种间歇性的惜墨如金，一般都是杨先生要玩花样的预告。

《汉书·高帝纪上》原文是：“十二月，沛公引兵至栗，遇刚武侯，夺其军四千人，并之，与魏将皇欣、武满军合。攻秦军，破之。”王先谦于此补注：“《史记》叙彭越助攻昌邑不利，乃还至栗，与此先后异；至合皇欣等军后，亦不云攻秦军破之也。”（《汉书补注》页27～28）这是王氏断句的理由。

“合”是会合的意思，按《史记·高祖本纪》的记载，会合之后，刘邦攻昌邑、打开封都是败仗，至战白马、曲遇，才大破秦军。所以王先谦以“合”字绝句，不与“攻秦军，破之”连读，是完全有道理的。如果杨先生认为王先谦断句有“误”，大可批评他的理由，这样在别人的文字上做手脚，算个什么事呢？

这一条也就是《汉书补注补正》中的第二条。

《汉书补注补正》在《高帝纪》部分“补正”王先谦的全部成绩就都在上面了。——共两条，杨先生自己在《汉书窥管》中更正了一条，明显犯规一条。

例三：

使郦食基、陆贾往说秦将。

先谦曰：《史记》《叙》：用张良计，说秦将，袭破武关，无破峣关事，此班氏据他书增。

树达按：《史记·本纪》云：“啗以利，因袭攻武关。”《留侯世家》则云：“西入武关，沛公欲以兵二万人袭秦峣下军，良说曰：”云云。此段班从《世家》而舍《本纪》之说，同出《史记》，安得云据他书耶！（《汉书窥管》页8）

察按：

王氏《补注》当点作：“先谦曰：《史记》叙用张良计说秦将，袭破武关，无破峣关事。此班氏据他书增。”（《汉书补注》页34）杨先生帮助王先谦把标点符号用得莫名其妙。

简略一点说，《汉书》这一段的上下文都提到“峣关”，而《史记》不载，所以王先谦说“此班氏据他书增”。

《汉书》在《史记》的基础上有时会增补一些资料，这乃是众所周知的事。就这个具体的问题而言，杨先生不同意王先谦的说法，自不妨说明理由。可是，杨先生有理由吗？

杨先生引《史记·留侯世家》，引到张良的话，为什么忽然变成了“云云”呢？因为如果杨先生把这“云云”以及后面一大串文字全抄下来，也还是如王先谦所说，“无破峣关事”。

分明没有批评王先谦的依据，却用个“云云”来诈充有，杨先生这是料定了读者不会复核原书吧？

像这样犯规的例子，在《汉书窥管》中也是不胜枚举的。

例四：

欲止宫休舍。

师古曰：舍，息也。于殿中休息也。一曰：舍谓屋舍也。

先谦曰：止即息也。训舍为息，于文为复，一说是也。己居秦宫，而令军人居舍耳。

树达按：颜前说是也。《史记·淮南王传》云：“休舍，穿井未通，须士卒尽得水乃敢饮。”《说文》七篇下《夕部》云：“夜，舍也，天下休舍也。”知休舍为汉人通语。《韩信传》云：“未至井径口三十里，止舍。”颜亦训舍为息。此岂亦止屋舍乎！古人自有复语耳。王说凿空无据。《张良传》云：“沛公入秦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意欲留居之。”即此所谓欲止宫休舍，亦可证也。（《汉书窥管》页8）

察按：

这一条是最典型的杨氏论证风格，得多说几句才分辨得清。

《史记·高祖本纪》云：“乃以秦王属吏，遂西入咸阳。欲止宫休舍。樊哙、张良谏，乃封秦重宝财物府库，还军霸上。”

《汉书》在这里照录了《史记》的文字。颜师古注两说并存，王先谦取“一曰：舍谓屋舍也”之说，是不错的，他说的理由也不错，可能最后一句稍嫌拘泥。

看《史记·留侯世家》的记载：

沛公入秦宫，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意欲留居之。樊哙谏沛公出舍，沛公不听。良曰：“……愿沛公听樊哙言。”沛公乃还军霸上。

《史记·留侯世家》说“樊哙谏沛公出舍”（《汉书》省“沛公出舍”四字），此“出舍”之舍当然是《高祖本纪》的“休舍”之舍，沛公想在宫室歇息（这当然是委婉的说法，因为里面有“重宝妇女”。而且军队也在身边——军队住宫室会带来很严重的问题），樊哙劝他“出舍”（离开宫室），后来张良也劝，于是“还军霸上”（回到霸上扎营），离开了。

在“止宫休舍”这个词组里，“止宫”与“休舍”是并列结构，“止”与“休”同义，都是歇息的意思（《说文》：“休，息止也。”）；“宫”与“舍”同义，都是宫室的意思（《周礼·地官·叙官》“舍人”郑玄注：“舍犹宫也。”孙诒让《疏》：“《说文·亼部》云：‘市居曰舍。’引申之，凡人所居之宫，通谓之舍。”）。就意义关系来说，是后面两个字与前面两个字重复。

这种结构，可以用“改朝换代”来说明，“改朝”与“换代”意义重复，其中“改”“换”可以构成复语（现在叫同义复词），“朝”“代”可以构成复语。相同或者类似的例子，在《汉书》中还有：行同能偶（《食货志上》）、暴兵露师（《伍被传》，用《史记·淮南衡山列传》文）、危言高论（《息夫躬传》）、瓦解土崩（《邹阳传》）、崇论谹议（《司马相如传下》，《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作“崇论闳议”）、兼容并包（《司马相如传下》，亦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等等。

杨先生说“古人自有复语耳”，这话泛泛地说，自然是不错的（王先谦岂会不知？）。但是，“古人自有复语”，就一定能套在“止宫休舍”的“休舍”上吗？

还是以“改朝换代”为例，“换”、“代”两个字都可以训改易的“易”、更替的“更”（例证可以翻《经籍纂诂》抄），是可以构成复语的，但我们不能说“改朝换代”的“换代”是复语，因为“换代”的意义由前面的“改朝”限定了，即“改朝换代”决不能说成“改朝代换”。

执着于一个字的某一个训义到处硬套，这是违反基本常识的。以《汉书·宣帝纪》中的“舍”字为例，“舍长安尚冠里”，是说刘询“居住”（动词）在长安尚冠里，下文“遣宗正德至曾孙尚冠里舍”，是说派宗正刘德到曾孙（刘询）的“居所”（名词）去。刘德是去迎驾的，不是去陪刘询“休息”的。

退一步说，杨先生如果认定“止宫休舍”的“休舍”是复语，那也有一点言之成理的可能。因为“止”可以解释为停留，“欲止宫休舍”就成了“想停留在宫室中休息”，虽然句法未免别扭，意思是勉强说得通的。可是，杨先生又引了《韩信传》：“未至井陉口三十里，止舍。”还要反问一句：“颜注亦训止为息，此岂亦止屋舍乎！”这就是在给自己帮倒忙了。

首先，这样的引证其实什么也证明不了。《韩信传》里“止舍”的“止”训为“息”，跟《高帝纪》里“止宫休舍”的“舍”是不是“屋舍”有关系吗？

或者换一个问法：这句话里的“止”字的意思，能决定那句话里的“舍”字的意思吗？

比如我们现在坐电梯看到的广告：“你不理财，财不理你。”这一句话里，两个同样的“理”字，意思还不一样呢。

然而杨先生却无意中告诉了我们，他认为这里“止”和“舍”一样，都该训为“息”。回头我们看王先谦说的“训舍为息，于文为复”，就像是预先给杨先生的提醒。

“止”可训“息”，“休”可训“息”，都没问题，如果再加上“舍”也训“息”，那“止宫休舍”四个字里，就有三个字训为“息”，这个“息宫息息”的意思，杨先生怎么不试着翻译一下？至于《张良传》所谓沛公“意欲留居之”，不正是想留居在“宫室”里吗？此外还“可证”什么？

杨先生抄“四大名著”抄出一个后遗症，就是他引用的书证往往跟他要证明的东西不搭，甚至有时候，他的论据根本就反对他的论点。

例五：

而彭越田横居梁地，往来苦楚兵，绝其粮道。

全祖望曰：……。先谦曰：全说是也……《史记》……《通鉴》亦云……

树达按：本书《项籍传》但云彭越，不及田横，不必引《通鉴》为证。（《汉书窥管》页18）

察按：

这一条我作了省略，因为杨先生说的不过是王先谦“不必引《通鉴》为证”。

杨先生如果真是喜欢简洁，这一条不写岂不更好?

当然，杨先生说的是“不必”，我若说王先谦就是有必要引《通鉴》，那也不合常识，引或者不引都行吧。那么这里就算杨先生对了0.5条。

已经写得太长了，有读者愿意等“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