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题目可能比较适合写在档案袋上，因为是看国宝档案节目想到的。

       不觉写了好几篇谈杨树达先生的文字，现在要来慢慢补足先前留下的后话。

杨树达先生“汉圣”的名头，见于他的日记是在1932年4月8日，如下：

      前以汉碑诸跋寄视陈寅恪，今日来书云：“汉事颛家，公为第一，可称汉圣”云云。极知友朋过奖，万不能当。然固足取以自励耳。（《积微翁回忆录》页62）

我对于《积微翁回忆录》中的记载，尤其是涉及到人物评骘的内容，向来是不大当真的。但杨先生所述陈寅恪的“过奖”，却是有案可稽。在捧杨先生这件事上，陈先生确实做到了高开高走、持之以恒。

以陈寅恪先生在当年“学界”的江湖地位，他的口风自然可以吹动三山五岳。杨先生“寄视”的“汉碑诸跋”，能使据说“从不轻许人”的陈寅恪先生许出一个“汉圣”，那这“汉碑诸跋”可不就是国宝级的文章吗？

一般说来，这样的文章是千万不能遗失的。一旦遗失了，见证千年等一回的“汉圣”诞生的“文献”，天壤间就不会再有，这粗略估算一下，就会约等于“广陵散从此绝矣”，将会引来无法设想的后遗症。

比如许多人会仰天长叹或者长啸，许多人会说自己想哭乃至真哭；如果严重起来，甚至“中华文化”都要蒙受一回莫须有的大损失。

  幸而杨先生一直宝爱自己的文章（留在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中的可算例外），这一组跋文，据他日记里的记载，就是他的“名著”《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末尾的8篇。

这8篇中哪几篇是寄给了陈寅恪先生的，没法，或许也无须分辨，反正只要陈先生愿意读，后来都能读到。

陈先生的书，我早年就读过一点，一读之下，真是惊为异数。比如《柳如是别传》第一章开头陈先生的诗，就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我当然没能力看出陈先生诗的好，可是陈先生的自注，我敢说是写得真好，原原本本，于诗人之意旨发明无余，为历来注诗者所不能及。

还有就是陈先生学过许多种语言近于妇孺皆知，但他深藏不露，从来不亲自动手翻译一段史料，发表一篇英文也要差遣别人代译，基本上达到了老子所谓有若无、实若虚的境界。

当然，对于我们一般庸众之人，这些都是只能佩服而学不来的。

但陈先生到现在最腾播众口、使他得以于身后放一异彩的，无疑是宣讲“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这就是我不能不学的了。

具体到杨先生的这8篇“文献”，我有个“独自”的看法就是：杨先生还不如把它们弄没了。

借用外交部发言人的话说，这符合各方的利益。让人哭，有时候可能要好过逗人笑。

如果是8篇一顺谈下来，当然未尝不可，但我以为真没这个必要。杨先生的文章大同小异，而且他文章的长短是由“四大名著”决定的，查到的东西多，他的文章就长，所以我也不能跟着他抄。

下面《汉相府小史夏堪碑跋》是最简短的一篇，可以原文照录：

碑文云：“娉会谢氏，并灵合柩。”用“会”字为“妻”字之义。按《意林》及《太平御览》八百四十六引《风俗通》云：“汝南张妙会杜士，士家娶妇，酒后成戏，张妙缚杜士，捶二十下。”亦以“会”为“妻”义，与碑文正同。《尔雅·释诂》训“仇、偶、妃、匹、会”为“合”，又训“仇、妃”为“匹”，又训“妃、合、会”为“对”。虽似分训，义实相通。然则称“妻”为“会”，亦古义也。而郝氏懿行《尔雅义疏》不之及，失之矣。又按称“妻”为“会”，犹古人之称“子女”为“息”，盖夫妇由于会合，子女由于生息，其事正相类也。（《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页448，为了能看得更明白一点，我加了几个标点符号）

《汉相府小史夏堪碑》略有残缺，今存180字（见《隶释》卷十二），杨先生挑出其中的8个字来“跋”这篇碑文。

这8个字意思其实很简单，“娉会谢氏”即是“聘配谢氏”，下一句“并灵合柩”是说共一个灵柩，即合葬在一起。“娉”通“聘”。“会”是“配”的意思，《诗·卫风·有狐》小序：“会男女之无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这里“会男女”即“配男女”，与下文“育人民”相应。

《尔雅·释诂》郝懿行《义疏》引了《国语·楚语》注“合，会也”，《诗·大雅·大明》注“合，配也”，《离骚》注“合，匹也”，小结了一下说：“匹、配、会又与合互相训也。”（《郝懿行集》第四册页2709，齐鲁书社，2010年）也可见“会”和“配”可以相训。

杨先生文中提到了《尔雅义疏》，匆匆抄了几条，偏偏就漏了“配”字，而且所引来的内容，也与称“妻”为“会”的所谓“古义”不相干。

杨先生说“用‘会’字为‘妻’字之义”，或许就是看了碑文直接猜来的，所以好像也能挨得上，可是这样众所不知的诂训，总得说出点依据吧。这回查《经籍籑诂》没用。——有用的他查到了却不知道，那就查哪里都没用了。

然而杨先生居然找到了“书证”，原文这里不妨抄完整一点：

汝南张妙会杜士，士家娶妇，酒后相戏，张妙缚杜士，捶二十下，又悬足指，士遂至死。鲍昱决事云：“酒后相戏，原本其心，无贼害之意，宜减死。”

杨先生说“按《意林》及《太平御览》八百四十六引《风俗通》云”，当然是比较“渊博”的说法。今传应劭《风俗通义》多有后人的辑补，版本也多，但这一条辑自《意林》及《太平御览》卷846都是注明了的（原在已经佚失的《折当》篇，参看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下册页589，中华书局，2010年），无须杨先生亲自去“御览”。

这是古人闹洞房的一个颇为有名的故事，说的是张妙去和杜士相会，赶上杜士娶亲，酒后闹离了谱，张妙连打带吊，把杜士真的闹死了。鲍昱没有判决张妙死罪，是为“折当”（断狱适当）。

按杨先生的解释，“汝南张妙会杜士”就是“汝南张妙妻杜士”。“杜士”分明是一个男人，怎么会变成张妙的“妻”？从杨先生自认擅长的语法上说，这个“会”字还应该是个动词。

假如应劭依着杨先生，把“会”字用作“妻”字，会不会显得太没文化？

张妙携着妻子“杜士”，到“杜士”家去吃酒闹洞房，他不闹别人，倒把自己的妻子捆起来打，而且“杜士”家竟没个人拦着，不用说，他的妻子“杜士”直接就气死了。

这个故事后来杨先生在《汉代婚丧礼俗考》（页19）中重录了一遍，加的“树达按”是：“会谓妻。”

我在《杨树达先生背诵<汉书>的神话》一文中提到过《汉代婚丧礼俗考》中“考”读者的例子，现在这个例子也是可以把读者“考”住的。

即以“礼俗”言，应劭在《风俗通义》里会连名带姓说到这么一个女人吗？如果是女人，那就一定会是“杜氏”而非“杜士”。

闹别人的洞房，把自己的妻子又捆又打又吊，直到弄死，这是杨树达先生用“训诂学”制造的千古奇闻。

通过这样一个故事，杨先生发现了“会”用作“妻”的“古义”，那杨先生当下查到了谁，谁就得挨批评。这回轮到的是写《尔雅义疏》的“郝氏懿行”。

郝懿行没机会上清华学“杨氏训诂学”，让杨先生恨铁不成钢也是没办法的，“失之矣”。

在郝懿行是“失之矣”，在杨先生当然就是“得之矣”。那么陈寅恪先生呢，又将怎么看那个倒霉的“会”？

下面看另一篇，《新嘉量铭跋》：

铭文云：“黄帝初祖，德帀于虞；虞帝始祖，德帀于新。”按帀《说文》六篇下《帀部》训周，《广雅·释诂》卷一训遍。施之此文，皆未密合。窃谓帀当读为集，……毛传云：“集，就也。” ……杜注云：“集，成也。”铭文盖谓初祖皇帝有圣德，遂成就虞代而舜受尧禅，始祖虞舜复有圣德，今乃成就新室而莽受汉禅也。……许注云：“襍（杂），帀也” ……襍字从衣集声……此皆帀集二文古通之证也。……（《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页452，我作了省略）

铭文里有一个不常用的“帀”字（俗字作匝），要是有点训诂学常识，这是不用去查的。

“帀”字是“之”字的倒写，《尔雅·释诂》：“之，往也。”“之”是“往”（去），倒过来，“帀”就是“复”（回）。

王莽认黄帝为初祖、虞帝为始祖，他的新朝要恢复二祖之圣德（因为统系有断裂，所以要说是恢复），这就是“黄帝初祖，德复于虞；虞帝始祖，德复于新”。

杨先生文章的制造程序，首先是到《经籍籑诂》里去查“帀”字（何以见得，下面再说），于是有了“按帀《说文》六篇下《帀部》训周，《广雅·释诂》卷一训遍”。

其实这么一查，也有答案了。因为《说文》：“帀，周也。”这个“周”是“周而复”的“周”（即现在说的“周期”的“周”），意思是转了一圈又回来了，所以“周”也是“复”。段玉裁说：“反之，谓倒之也。凡物顺屰往复，则周遍矣。”其实注得很好。

杨先生觉得“周”字不能“密合”，当然就卡住了。然而文章是一定要写的（所以杨先生高产），于是就继续查。

让杨先生峰回路转的是《说文》“帀”字下段玉裁注中的一条按语：“古多假襍为帀。”（《说文解字注》页481，凤凰出版社，2007年）由此他就想到“帀”可通“襍”，也就可通“集”。

扯到了“集”字，那《经籍籑诂》里就够得杨先生抄了，于是杨先生就抄了一堆，结果是“帀”读为“集”，训为“成”。

问题在于，假如铭文的意思是“黄帝初祖，德成于虞；虞帝始祖，德成于新”，未免有点不成话。比如首先就可以问：难道黄帝自己倒未能成德，要待虞帝来成德？——在古人的观念中，“争夺生而揖让亡”，德显然是在退化的。

于是杨先生又加了“铭文盖谓”那一串解释，“成”又变成了黄帝“使”虞帝“成就”，那个“于”字被杨先生悄悄取消了。

“帀”读为“集”，“集”训为“成”，“成”解释为“使成就”，“于”字还得抹掉，杨先生的“训诂之学”可真是山路十八弯。

简简单单的16个字，如果需要如此复杂的训释，读这铭文的古人会跟着杨先生绕吗？难道刻了铭文旁边还配个解说员？

王莽的即位诏书说：“予以不德，托于皇初祖考黄帝之后，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而太皇太后之末属。”（《汉书·王莽传上》）他首先就得强调自己的德不及祖上，这是决不敢疏忽的。倘若王莽说“黄帝初祖，德成于虞；虞帝始祖，德成于新”，那分明就是在说黄帝、虞帝都还有些缺德。比起把应劭弄得没文化来，这就更糟糕。

现在来说杨先生的“按帀《说文》六篇下《帀部》训周，《广雅·释诂》卷一训遍”，为什么一定是查来的？

我在《杨树达先生与“四大名著”》一文中说到过杨先生如何在《经籍籑诂》里抄袭。抄袭杨先生会，而正常地在里面查，杨先生的常识就不大够。——所有查《经籍籑诂》可能导致的错误，杨先生全都犯过。

因为事关杨先生的百宝箱，这里不妨多说几句。

大致说来，查《经籍籑诂》有几个最容易出现的问题。

首先是故训对错的问题。《经籍籑诂》只负责收集编排，故训对不对那是管不了的（篇幅已经够大），如果前人错了，引来就会跟着错。

再就是训义选择的问题。比如“契”训“约”，这个“约”就得分辨，是约束的约，还是简约、要约、大约的约，如果不复核原书弄清上下文，就容易出错。相关的还有训义传递的问题，契可训约（约定），约可训简（简省），简可训选（选择），契与选就隔远了，不能跳到一起。

再就是有的书，比如《白虎通》，对字义的解释也许就不能算故训，用现在的话说那属于思想观念或哲学。——杨先生就批评过班固不明训诂，其实是牛头不对马嘴的。

还有就是《经籍籑诂》的编者也会出错，比如“惠”字条有：“惠，施也。”书证引的是《庄子·则阳》“惠子明之而见戴晋人”《释文》（《经籍籑诂》下册页1498），“惠”可训“施”是不错的，但引这一条为证就会成为笑话，因为陆德明《经典释文》中“惠施也”是解释“惠子”两个字的，“惠施”是人名，不能读成“惠，施也”。——现在《故训汇纂》也承袭了这个错误。

凡此种种，说明查《经籍籑诂》也是要备好常识的。比如杨先生这篇《新嘉量铭跋》，“帀”和“成”就隔得太远，跳不到一起的。

由于杨先生此文中所有书证都出自《经籍籑诂》（无一例外），不免就想掩饰一下，于是就弄出了：“按帀《说文》六篇下《帀部》训周，《广雅·释诂》卷一训遍。”殊不知“小学”是所谓“朴学”，强调一个实在。没有实在的功夫，才会想着玩花样。——因而玩花样多半就要出洋相。

“《说文》”，杨先生写成“《说文》六篇下《帀部》”。只要知道是什么字，《说文》检索方便得很，段、桂、朱、王，谁引《说文》会这么累赘？引文的出处忽然会模糊到“《世说注》”，忽然会详细到“《说文》六篇下《帀部》”，哪有体例可言？

“《广雅·释诂二》”（《经籍籑诂》下册页2252），杨先生改成了“《广雅·释诂》卷一”，这一改，看起来不过几个字，可就真是弄巧成拙了。

《广雅》通行本（四库全书本）为10卷（王念孙的《广雅疏证》也是10卷），其中《释诂》占了4卷，目录上是《释诂一》、《释诂二》、《释诂三》、《释诂四》。

《尔雅》以及同类的书，《释诂》都会排在前面，杨先生就想当然地以为“帀，遍也”在“卷一”。他说到了“帀”字《说文》训周、《广雅》训遍，却不提《广雅》周、帀同训（《广雅·释诂二》：“周、帀、辨、接、选、延，遍也。”），本就显出对《广雅》不熟，这下好了，原来他连《广雅》的目录都没见过。

另外，即使杨先生猜对了，《广雅》的《释诂》篇就在卷一，能写成“《广雅·释诂》卷一”吗？

举例来说，比如引《史记》，说“《史记·五帝本纪》”合规矩，说“《史记》卷一《五帝本纪》”有点多余，说“《史记·五帝本纪》卷一”就大错，因为《五帝本纪》里面不再分卷。在一卷书里面，难道还能再分卷一卷二？

敢开训诂学课的杨教授，没见过《广雅》的目录，不懂基本的引书体例，算怎么回事？

我一再说杨先生缺乏常识，绝非故意刻薄他，就这么两篇不长的文章，常识问题不是成串吗？至于那些“虽似分训，义实相通”之类的话，概念混乱，半通不通，卖弄得自己都不能懂。

杨先生曾反复说“予年十四五，家大人授以郝氏《尔雅》王氏《广雅》二疏”（《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自序》，又见页79），这样的“回忆”，谁爱信就信吧。

在《胡适与杨树达先生谈〈诗〉的故事》一文中，我提到过《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的第一篇文章《释慈》，下面来谈这本书的最后一篇《陶斋臧砖记跋》，以见出这“名著”的始终一贯。

老是照录原文也很累赘，这一篇可以简单点说。端方（陶斋）的藏砖上往往有一个“死”字，例如“张护死在此”，端方误以为“死”是“葬”字的省写，杨先生说“盖古人谓‘屍’为‘死’”，抄录了一些书证。

杨先生的说法大致上是对的。然而，如果杨先生诚实一点，就应该提到王先谦《汉书补注》前面的序例：“从古之字，如‘供’为‘共’……‘屍’为‘死’，‘讓’为‘攘’之类，或系最初正文，或出声近通假，非由古字之少。”

杨先生引录了那么多，独不及此，莫非《汉书补注补正》的作者没有读过《汉书补注》的序例？

直接告诉了他答案的东西他不提，绕一大圈抄一大堆以显自己的高明，我觉得这没什么意思。而且这样的文章或“文献”，就是做成“每日一课”，实在也要不了什么学问，要的只是勇气或者低于勇气的东西。

8篇里面谈了3篇，已经写得够长了，还有5篇，再谈下去也不过是“周而复”。比如一个人唱歌，今天五音不全，明天忽然变成了帕瓦罗蒂，这种奇迹是不会发生的。

杨先生得以荣任“汉圣”的“文献”，就只是如此了。

为免另写一题，这里顺便说一下杨先生的另一个名头，那便是“赤县神州训诂学第一人”，这也是陈寅恪先生惠赠的。（参看《积微翁回忆录》页162，《陈寅恪集·书信集》页175，《金明馆丛稿二编》页260）

“文献”还是《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这本书。

我先前说过，要举证一处抄袭往往要写上一大堆，所以例子不方便多举，可是也陆续提到一些了，其中见于《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中的篇目就有《释慈》、《释暍》、《释旃》、《释谨》、《释神祇》、《释官》、《释雌雄》、《形声字声中有义略证》、《字义同缘于语源同例证》、《诗上入执宫功解》、《诗匪风发兮匪车偈兮解》、《诗亶侯多臧解》、《诗于以采蘩解》、《左传军实考》、《左传戴氏考》。

更多的例子我还没来得及举，比如《韩诗内传未亡说》，就有屈守元先生（《韩诗外传笺疏》页531，巴蜀书社，2012年）明白指出过，杨先生是抄袭了沈家本说。而且这里可以说明的是，凡属在疑是之间的例子，我都是排除在外的。

比如上面的“娉会”，在文中本是动词，清人梁章钜误以为是“称谓”收入了《称谓录》，其书卷五“未婚妻”条云：

娉会 《汉故相小史夏堪碑》：“娉会谢氏，并灵合柩。”案：娉会即娉妻也。娉与聘通。碑叙夏堪夭殁，而娉妻谢氏并灵合柩事。（《称谓录、亲属记》页71，中华书局，1996年）

杨先生写《汉相府小史夏堪碑跋》，单单就只“跋”梁章钜引的8个字（梁氏在《浪迹丛谈》卷九也提到这8个字），也未必不是在抄袭梁氏，不过是增加了一条荒唐的书证而已。——现在《汉语大词典》（第四卷页361）“娉会”条就引了“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汉相府小史夏堪碑〉跋》”。闹别人的洞房却吊打自己的“会”，这样的书证也用，未免过信“杨树达”这个品牌了吧？

再如上面“帀”读为“集”的例子，杨先生在绕所有那些弯子之前，很可能已经读到了林义光的《文源》（林氏也训“帀”为“集”，见《文源》卷三页6，中西书局，2012年影印本。原书有1920年中国大学石印本。），那就也可能是抄出来的错了。——新莽铜嘉量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馆，铭文有81字，杨先生的“跋”其实只解释了一个“帀”字。

3篇“跋”，主要解释了“会”、“帀”、“死”3个字，偏还都能找到出处，这可不是太巧了吗？

就今日大学对学生的要求而言，假如写了这样3篇“论文”，会因为仅仅只是“可能”抄袭而得到曲谅吗？我们对“祖国的未来”不会这么不严肃吧？

“文献”所能证明的杨先生的程度，除了抄袭之外，就是不断地犯低级错误，那么又是“汉圣”，又是“赤县神州训诂学第一人”，到底还有没有个谱啊？

如今几乎真能捆绑上“中华文化”的陈寅恪先生，当初究竟是读过还是没读过那些“文献”？

读过算怎么回事？没读过又算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