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翔风《乐府余乐》说：“词自南唐以后，但有小令。慢曲当起于宋仁宋朝。中原息兵，汴京繁庶，歌台舞席竞赌新声。耆卿失意无俚，流连坊曲，遂尽收俚俗语言，编入词中，以便伎人传习，一时动听，散播四方。其后东坡、少游、山谷等相继有作，慢词遂盛。”这段话将慢曲的起源定在宋仁宋朝，显然有误。但充分肯定了柳永制作慢词的功绩还是正确的。从敦煌曲子词看，早在中晚唐时，民间巳有慢词流行。但文人很少指染，长调只有杜牧的《八六子》、薜昭蕴《离别难》、尹鹗《秋夜月》、《金浮图》、李珣《中兴乐》、后唐庄宗《歌头》，和宋初聂冠卿《多丽》等少数几篇，都是偶而为之，并未形成风气。在词史上，第一个大量创作慢词的人首推柳永。

柳永生活的时代，离北宋开国已有半个世纪，农业、商业、手工业都有长足发展，城市人口急据上升。出现了汴京、杭州、等十多个十万人以上的大都市。词原是活跃在歌伎乐工手指喉头的歌唱艺术。随着城市经济的发达，社会物质和文化生活的日益丰富，民间乐曲也日趋繁杂。形式短小的令词逐渐为长调慢曲所替代。柳永长期出入歌楼酒館，十分熟悉民间乐曲，教坊每有新腔，即为填词谱曲，所以《乐章集》中十之六七都是慢曲。慢词的大量创作，不仅扩大了词的体制、容量，便于抒写更为复杂的情感意绪，而且为宋词的进一步繁荣打开了局面，因而柳永在词史上的功绩是不可抹杀的。

有人说柳永的词属于市民文学。这自然是不错的。正因为他的词是应伶工歌伎之求而撰，所以在内容上，也大抵是描写城市繁华、爱情邂逅、游子行役、远客思乡以及离筵别绪，妓女声容之类，带有浓厚的市民色彩。而伴着这些內容而来的，是柳词的风格和艺术手法，而不同于文人雅士之制，它比较径直坦露，也比较浮薄和浅近。爱用白描，时杂俗语。它不可能深婉，也不适用幽窃，更不应该晦涩，否则听众会“望望然去之”。

话本中有篇《众名姬春风吊柳七》。说是柳永死后，每逢寒食节，汴京妓女就到郊外集会，吊祭柳永。这个故事见于《今古小说》卷十二，其来历可能是话本的“宋元旧篇”，这个故事的流传，显然是因为柳永对歌伎伶工有过卓越貢献，歌伎伶工们是奉他为唱本的祖师爷，岁时致祭，相沿成风了。

我们如能用评价市民文学的眼光去看柳永的《乐章集》。那便不难澄清许多误解，少说一些废话。历代不少评论家，对他不是毁誊参半，便是毁多于誊，如清人刘熙载说他“恶滥可笑者多”。冯煦说他“好为俳体，词多谍黩”，不知市民文学从先天便带来了这个“胎记”。

柳永所以能够不受正统派文士的抹杀，除了因后者也常写些“词多谍黩”的东西，无法专责前者之外，恐怕还在于柳永虽然“涉俗”，却又能雅。《八声甘州》是柳永名作之一：

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是处红衰翠减，苒苒物华休。惟有长江水，无语东流。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叹年来踪迹，何事苦淹留？想佳人妆楼凝望，误几回天际归舟。争知我、倚栏干处，正恁凝愁。

《八声甘州》是柳永名之一，属于游子思乡的一般题材，不一定是作者本人在外地思念故乡妻子而写。为伶工演唱而写的可能性更大些。然而对景物的描写，情感的抒述，不仅十分精当，而且笔力很高，实称名作而无愧。连苏东坡也不能不承认“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数语，不减唐人高处。可见当时即使有人想抹杀也是无计可施的。

向来封建地主阶级的士大夫，在功名失意时往往想起他们的田园生活，山林生活。柳永虽也写过“游宦区区成底事，平生况有林泉约”(满江红、桐川)的词句，然而他所经常提起的还是“秦楼楚馆”里的“浅斟底唱”的生活。他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曾自封“白衣卿相”对抗黄金榜上的功名，这是对封建王朝科举制度的大胆嘲弄，同时也表現了他的玩世不恭的态度。

柳词在艺术表现上也自成风格，大部分作品都以白描见长，凡铺叙景物，倾吐心情，大都层次分明，语意刻露，绝少掩饰假借之处。又大量吸收口語入词，一扫唐五代词人的雕琢习气。象下面这首《忆帝京》就全用当时囗语写成。

薄衾小枕凉天气，乍觉别离滋味。展转数寒更，起了还重睡。

毕竞不成眠，一夜长如岁。也拟把却回福辔，又争奈已成行计。万种思量，多方开解，只凭寂寞厌厌地。系我一生心，负你千行泪。

由于多用口语，就更显出了词调在这方面的优越性。而且对后来的说唱文学和戏曲作家，在曲辞的创作上有影响。

柳词里，还有部分庆赏节令或称颂朝廷功德的作品，主要在为宋王朝点缀升平，同时也想借此博得功名，甚至打抽丰。许多为妓女写的词，也沾染了青楼调笑的作风。从他身上，可以看到一个缺乏理想的诗人，即是生活面广，艺术手法表现的高明，也掩盖不了他思想本质上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