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  康

李亚民

建康不但和我小学同学，而且和我中学同学！

1970年秋天，我们初中毕业，刚满十六岁，我和建康乘同一辆汽车——红星牌军用柴油大卡车进了工厂。这不，我们成了同一家单位的同事。

到了2014年，够了六十周岁，哥俩相继办了退休手续，又成了身份相同的国有企业退休职工。哈哈……你看看，快不快呀？没觉多久，我们走完一个花甲轮回，成了靠着城墙根晒太阳的老汉。

小学到中学，中学毕业又到工厂，再在工厂共事四十多年直到退休，这个时间跨度实在不小。屈指算来，我和建康的友谊都快半个世纪了，你说说，这关系，是不是杠杠的呀？

1966年年初，随着父亲的工作调动我全家迁居西安，住进陕西省气象局家属院里，就近转学到居住地附近的郝家巷小学。我被安排到五年级一班，一个班又分了四个小组，我那个小组的组长就是张建康。建康很负责任，当天他就和我郑重谈话，明确了我和他之间的关系：我是他这个兵头将尾麾下的一名士兵。

建康和我同年，但他大我生月。他的情况是这样的：父亲是蔬菜公司的书记；母亲也很厉害，是北关正街居委会的主任。建康和姐姐建云是双胞胎，他后面还有三个妹妹，家里四个女儿就他一根独苗儿，因此，他是父母的宝贝疙瘩。

建康的姐姐建云也和我们同在一个班里，所以，我既和建云的弟弟建康同学，又和建康的姐姐建云同窗。哈哈……你看看：热闹不热闹啊？拐来绕去的，多有意思！

才到新学校，我这个来自边远小县城的少年，面对全新的环境，心里怯生生的。省城的孩子很洋气，夏天到了，男学生短衣短裤潇洒利落，女孩儿身着五颜六色的花裙子满世界的飘扬。无论教室还是操场，全是他们的欢声笑语，和他们一比，我就差了几个档次。人生地不熟，很多东西不知道，特别是那口浓重的渭北口音，土得掉渣渣。我无法和把水叫“粉”把树叫“富”的西安洋话对接。自惭形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戒备心理很强，思想拘谨，精神紧张；具体表现就是落落寡合，闷闷不乐！

建康和建云都很活跃，他们像一对金童玉女。干部家庭，思想进步，成绩优异，而且都是少先队的干部。建康两道杠，建云的官就更显赫了，她是三道红杠杠大队一级干部。在学校他俩是光彩夺目，建康的嘴快，建云的嘴巴子更利索，同学们背地里叫她小机关炮，我觉得这个比喻形象恰当。

学校按学生的居住地划分校外学习小组。我所在那个小组的学习地点就在建康、建云家里，建云以少先队大队委员的身份兼任我们这个小组的组长。建云泼辣直率，批评起我来劈头盖脸，在她的眼里，李亚民差劲，简直一无是处。我对她也很有意见，觉得她有点儿欺负我这个乡棒的意思。意见归意见，人家那么优秀，自己这么差劲儿，这又能怪谁呢？真是无奈。建康对我却很友善，虽然对我的不足和缺点深恶痛绝，但恨铁不成钢的成分居多。他对我是真心的关心和帮助，虽说同是五年级，我原来学校的教学进度却滞后很多，我的语文、算术等主课勉强能跟上大家，和建康的帮助分不开。

再到后来，文化革命运动就轰轰烈烈的全面展开了。没多久，我父亲就受到了批判。运动之初还算温和，也就几张压制群众造反罪行的大字报。由于是史无前例，家里成员的压力就很大了，在学校我就更是蔫纠纠的了。建康的父亲当时依然还是革命干部，姐弟俩仍然是班上的干部，是斗志昂扬的革命小将。

秋天到了，按照那些年的惯例，我们要到农村去支援秋收。那年我们去的地方是西安北郊的岗家寨，到农业社里干点儿拔棉花秆、揪红苕藤、扳苞谷棒子等轻松点儿的农活儿，为达到彻底改造世界观的目的，我们就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

我们很傻，房东女儿问我们：“学生娃，你们到俺农业社里劳动哩么，干了活儿有没有报酬呀？”宝民一听就奇怪地哈哈大笑起来：“看姐姐你说的，我们来帮助贫下中农秋收哩，又没有和谁结下冤仇，你说还报啥仇哩？”房东大伯听了一愣，然后哈哈…哈哈地笑了起来。嗨，原来是一群瓜瓜娃呀？老汉美美咂了一口旱烟，顺着宝民的意思往下说：“对着哩，娃们说得对着哩，报啥仇呀？贫下中农又不是地、富、反、坏、右，用不着报仇！你们来了我们就高兴，哈哈……”

建康也许听出了什么意思，他狠狠瞪了宝民一眼：“不会说话就不要说话！你丢人不丢人呀？”老王却不服气，他头拧得钻头一样：“咋啦、咋啦？我说错了，那你说说，咱来农村劳动，报啥仇哩？”嘻嘻……你别说，这牛板筋一下还真把我们的大组长给将住了！

尽管思想上有压力，可到了农村，住在老乡家，一切都感到新鲜，看到大片的庄稼和田野，自己的心情就开朗了起来。我那儿有心思劳动啊，那天下午就和几个同学偷偷地脱离集体溜到小河沟边上玩耍。我们在沟沿上逮褒儿（一种很像蜘蛛，穴居洞中，洞上有盖儿的紫红色小动物）玩。那天也是神了，我用兔耳朵草像钓鱼一样地捉褒儿，一钓一个准儿。几个同学看呆了，纷纷向我翘起了大拇指：“你这家伙，还有这个手艺啊？真棒、真棒！”受到夸奖我很高兴。转到新学校半年多了，心里窝火儿，似乎没有扬眉吐气过。咋一听见表扬，竟得意忘形手舞足蹈起来。没想到第二天早上集合，我们几个被老师美美地敲打了一顿。

批评就批评吧，反正父亲已经是压制群众的反革命了，我自然就是落后学生狗崽子。虱多不痒债多了不愁，管毬他呢，爱咋咋去？可是，我的落后表现却影响到集体荣誉，期末的小组评比就会拉下分来，组长张建康的政绩就会大打折扣。建康自然恼火，集合刚解散，他就冲着我大声嚷嚷：“李亚民，你反动！说说，你什么出身？真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啊！”我一下躁了：“张建康，你咋说我都可以，你狗日的竟敢稍带我的老子！”我从人群里冲了过去，美美地掴了他一个大嘴巴！

一巴掌抽了过去，他惊呆了，我也愣了！其实，建康平时对我很好，这次冲突完全是我的错。建康受文革初期的血统论思潮的影响，用当时的政治理论批判我，他确实没错儿。我呢，则是从红色的革命事业接班人一夜沦落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崽子，在精神上非常失落，因此也就表现得格外激愤冲动。

这个事件发生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和建康的关系很尴尬。和解吧，打人的事实使双方的心理上有了一层厚障，一时难以调整；远离吧，一个组也就十一、二个人，他是组长我是组员，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又能躲到哪儿去？就这样别别扭扭得晃荡着，碍着面子，躲不过就板着脸儿白搭话，没事儿谁也不理谁。我们颇有一点儿古代君子断交不出恶语的风范。

一眨眼儿，到了1968年，我们上了中学。建云分到了别的班，我和建康还在一个班里，但是，俩人却不在一个小组。建康依然是积极上进的好学生，不但是学校基干民兵排的班长，而且还是红卫兵组织的支队委员。我呢，属于那种不好不坏的中游人物，用当时的话说：不骑马不骑牛，骑个毛驴儿最自由。我管球他哩，悠哉游哉的整日瞎混。我的这种状态，在那个年代也有个不错的名字—逍遥派。这时候，我到西安两年多了，省城话学得差不离了，翅膀也有点硬了，周围的朋友很是不少，有了一片自己的天地。虽然和建康的关系没有根本改善，倒也无所谓，我的校园生活过得悠闲滋润。

上了中学，建康还是一如既往地上进，军训、大批判、讲用会、唱语录歌跳忠字舞等等都是积极参加。我呢，抱着得过且过的思想，能不参加就不参加，能混我就混。说起来，还是那杆上军训课练习的木头枪，打破了我和建康之间的僵局。那时，战争阴云密布，伟大领袖号召全民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准备打仗，学校要求学生每人一杆木制的假枪。我对此很有意见：老子想去学校基干民兵排飒爽英姿，你们不让我参加，帝修反来了你们上就是了，还用我用木头枪上去拼刺刀啊？我就借口说没木料，看你咋办？一而再、再而三以后，领导急了，说我落后，叫我站在台子前面交代清楚。我一下火了：“我说过了呀，没有木料已经交代得很清楚了！”这时，领导就上纲上线了：“李亚民，国内外敌人亡我之心不死，你的阶级斗争观念不强，算个什么红卫兵？”我就反驳他：“你无的放矢乱扣帽子啊，吓瓜瓜娃哩！我没木料做那个烂怂木头枪和阶级斗争有啥关系呀？我红卫兵不够格，你把我撤了吧！”就这样，双方顶了起来，一时剑拔弩张。

那天中午，建康拿了一段木料到我家：“亚民，你就做一支吧，非去基干民兵排呀？你也是个犟！硬顶有啥意思，还不是自个儿吃亏啊？”顶着有没有意思吃多大的亏，我确实不知道，可张建康送来木料，却使我大大的不好意思起来。我已经近两年没主动和他搭腔了，通过送木料这件事，使我和建康摒除了那次事件的不快，恢复了正常的邦交关系。

这就回到开头，1970年的十一月，按学校所规定的原则毕业各班以优、中、差各选一人进工厂。建康毫无疑问是优等学生，我呢：父亲没有解放，还因木头枪问题上台受过批判，我真弄不清楚自己算是中等，还是差等学生。我就这样身份不明稀里糊涂地进了工厂，成了工人阶级的一员。

小学同学，中学同学，又一块儿进厂，我和建康这前生后世的缘分就更深了。

进工厂后，我和建康不在一个车间。他在机械加工车间学车工，师傅姓侯名文武；我锻压车间学钳工，师傅姓侯名法武，俩师傅不但名字像亲弟兄而且还都是河南老乡，你说这事儿寸不寸呀？

建康是个活跃并重感情的人，进厂以后每到年节他就拉着我去看望老师和同学。他是我们同学联谊活动的主要联络人，前几年组织我们上太白山，去年又吆喝大家去汉中看油菜花。同学活动，建康既是策划者又具体的实施人。确定路线，安排吃住，为中暑的同学买药，他忙前忙后任劳任怨，我们戏称他张大主任。我的姐姐在北京，建康当采购员那阵儿常去北京，就成了姐姐家里的常客。建康灵活，他在姐姐家混得比我熟，姐姐长姐姐短叫得比我还亲。外甥见了我，总问建康舅舅怎么样了？在干什么？建康对人太热情了，啥事儿都敢应承，啥活儿都敢包揽。去年我去北京，外甥笑着说：“我小时候建康舅舅说来给我家修沙发呢，那沙发都扔很多年了，也不见他来！”我说：“他那个人呀，你说修宇宙飞船都敢应承，不过，三天就把事儿忘到爪哇国了，你就耐心地等待吧！”哈哈……

建康的思想一直沿着我们小学同学、中学同学、一道儿进厂这个惯性往前延伸，这多年他一直在关心和帮助我，特别在我困难的时候，他总在我的身边。

1978年春节刚过，我从厂办“7.21”工人大学毕业，回到车间的第一天，就在冲床上出了事故，被模具压伤了手指。在医院做完手术，由于没有床位，只能回到家里养伤。

那时不像现在，人们私家车、出租车的很方便，每隔三天换一次药，捧着伤手去挤公交真还是不小的问题。三天过去就该去换药了，厂里忙，派不来车，只能自己想办法上医院了。建康知道后就请了假，一大早就赶到我家，陪着我去医院。好像还是我们上小学时的组长，依然恪守他的职责。

看着建康忙着办手续，划价、交费、取药、理疗凭证、再找理疗室……我心里泛起了感激之情，很自然地想起那句古话：疾风识劲草，路遥知马力！

由于伤口感染，医生开了一周时间的理疗，建康就天天陪着我去医院。当年工厂管理很严，我们又不在一个车间，他请假要办手续，自然是要扣工资的。建康没提过这事儿，我粗心大意，从来也没有问过他。说来这已是三十六年前的旧事了，可我依然记着当年建康在医院门诊部的楼道里匆匆忙忙的身影。

在人生的谷点，朋友关心你，爱护你，帮助你，你才会突然发现和明白很多道理，才会知道人世间还有一种非常值得珍惜的东西——友谊，她之所以珍贵在于她超出了功利与世俗的范围。那时我就想：建康，我会感谢你一辈子的，我会把你对我的情谊珍藏在心灵最圣洁的地方！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情感的往往会退化和异化。成年了，人有了机心，处世、办事就会权衡利害，相互之间的关系就会掺假兑水。但是，少年时代建立起来的友谊却是纯洁的、无功利的，值得人终生珍惜！

日子一天天地过着，后来我们都结婚成家，但是，依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逢年过节相互去看看对方的老人。建康的妻子在老字号的眼镜店——西北眼镜行上班，我三十岁不到眼睛近视后配眼镜建康就包圆了，真是又快又好。家里几把用了多年，印着西北眼镜行字样的黄色雨伞，也是建康送我的。

建康人活络，来我家几次后，竟然和我不善交际的妻子聊得很熟，亚民长亚民短的，居然讨论得很热火。又一次妻子问我：“张建康和你啥关系呀？碰见了，就要和我叨叨半天，连你们小时候打架，你不做木头枪让人家揪上台子挨批判的事都告诉我了，嘻嘻……好玩得很！”我就说：“铁哥们呀，从小学开始他就是我的领导。我的啥事他都知道，要查我的历史直接找他就行！”“咯咯……你们的关系真是铁呀，我小学中学的同学早就没有联系了！”妻子感慨地说。

虽然在一个工厂，可俩人的性格不一样，工作性质差距也很大。有十多年时间建康在器材处当采购员和在工厂管理局帮忙，基本上不在单位，全国各地风风火火地疯飚。我呢，先在车间工艺室、后到工厂技术部门，排工艺、画图纸、服务现场。和建康比起来，我生活的天地狭窄了很多。所以，虽然在同一家工厂，却常常几个月见不到一面。平时，各有各的圈子，彼此之间的关系似乎很淡，很少人知道我们这种铁哥们关系。

2006年，工厂的经营情况不好，领导班子里的矛盾异常突出，我的总工程师板凳就坐不稳了。混着也没啥意思，就想，见好就收吧，省得让人家撵着下台更没面子，索性办了厂内退休就回家了。人很怪，干着很烦，但真一旦退下来，先是解脱、轻松，继之就是委屈、失落、困惑。

建康来家里看我，他安慰我说：“嗨，生闷气干啥？厂里那官当着有啥意思呀，你们专业人员出去都是宝贝呢！明天咱俩去人才市场看看，给你找个事儿干干，省得窝到家里自己和自己较劲儿！”

第二天，他开着他那辆二手捷达车和我去了西高新区的人才市场。填了几张表，留下了通讯地址和联系方式，建康松了口气：“你看看，这不是OK了？就是这么简单，在家里等消息吧！你平时不在外边跑，把这些事儿看得很复杂，其实就是跑个腿，填几张表的事！”果不其然，那几天，我接到了不少电话。几家企业有用人意向，且开出了很好的条件，天花乱坠说得很诱人。像看电视一样，频道多了就不知道该看哪个台了，选择余地大了我却不知所以，反倒没了主意。

我就和建康通电话，他说：“哎呀！你有大厂总工的牌子，还是挺火的。可是，这事儿可不能听别人忽悠，瞎估摸拍脑袋。明天我们到那几家企业看看，工作性质、离家路程、工资待遇都要了解一下的。”第二天，我们从早上跑到下午六点，还真没有一家令人满意的。

后来，通过原来的工作关系，我在兰空四站厂上班了。一天建康来四站厂看我，他高兴地说：“哎，这个单位真是不错哩，待遇虽然不高，工作条件却很好。部队企业，环境好，离家近，还是双休。总工程师和你很熟，工作轻车熟路，上班西装革履，你看多好！就在这儿好好待着吧，再别五花六花地胡弹嫌了！”我觉得健康说得对，退休了干点事使生活充实一点儿就是了，待遇真的不是太大的问题。实话实说吧，在国有企业干的时间长了，我还真的不适应私人企业的那些情况呢。

我是一个见异思迁的人，在兰空四站厂干了四年后，烦了，又到一个汽车技术学院教了两年书。再下来，我就给一个从小玩大的朋友力所能及地帮点儿小忙。这是一家垃圾资源化处理企业，前景广阔，但困难却也不小。由于是环保产业，政府支持力度很大，一些有眼光的企业家投资，资金不存在太大的问题。但是，在管理上、技术上、产品的质量稳定上还有一些瓶颈需要攻克，这就需要耐心地、一步一步地解决了。好在企业已经有了自己的初期产品，用垃圾中的废弃塑料制成的木塑型材，用来搭建农作物的大棚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市场反应也还不错。

在一次技术讨论会上，交大的汪教授高兴地说：“这种木塑材料填补了国内多项技术空白，前景广阔，可以命名为：黑金刚！又厚重、又大气、又时髦，你说多好？”这时我插了一嘴：“我觉得叫彩金刚更好一些，因为，这种材料工艺性极好，用搀兑色素或表面喷涂等办法解决颜色问题非常简单，完全可按用户的要求供应商品。”我的这个意见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认可。

其实，使材料变成不同颜色，我倒不是信口开河。我原服务的是汽车厂家，有家漆业公司长年为我厂供应漆料。该公司的质量、价格、信誉都很好，西安地区的陕汽总厂、比亚迪等企业都用他们的产品。无独有偶，这个企业的老总也是一个对社会负责的环保产品热衷者，他研究环保型水性漆多年且已通过了行业鉴定。更巧的是，建康退休后就在这家企业做业务主管。

我就和建康联系：“伙计，我们俩家都是环保型产品企业，请你们贾总来考察一下，看看水性漆能不能用在我们的产品上。如果各项指标合乎相关标准，质量可靠，价格合理，我们就可以结成战略联盟，互惠共赢。”建康听了很高兴，就向公司的老总作了汇报。

该公司的贾总对此事很感兴趣，专程来我所服务的公司，两家的老总进行了洽谈沟通，聊得很是投机，双方达成了共识：先做试件，再做耐候、耐水、耐酸等等试验。

我乐了，就对建康说：“哈哈……如果我这个红娘做成了，你就当你们公司的业务代表，以后来这家公司的机会就多了，我就趁车，省得来回挤公交，老了，真是挤不动了！”

“那好！我们公私结合，我当你的专职司机！”

“哈哈哈……班长拉琴我唱歌，歌声朗朗像小河。”我得意地念出了一段歌儿。

过了几天，我打电话问建康：“伙计！情况咋样啊？”

“老同学呀！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而且是越来越好！用油性漆试，情况一般。用水性漆试，附着效果却是非常的好！”建康高兴地告诉我。

“可能是材料问题，木塑含有木粉，应该是水和木质的浸润作用使附着力更强一些。”我按自己的理解作答。

“是是是！入木三分的意思。我们再做做别的试验看看，等各项技术指标出来，我再向你汇报！”

“你又胡说了！你可是我将近半个世纪的老班长呀！有情况传达就是了。”我纠正建康。

“哈哈哈哈……”建康大笑起来！

我很希望他们的试验一切良好，这不但利于两个企业的发展，更还可以给我和建康创造一些见面聊天的机会。

……

从垂髫到苍颜，我和建康的友谊保持了四十多年，用时下的一句时髦话说：我们是不同父不同母的亲兄弟！在过去的大半生中，建康很像一个兄长，理解我多，帮助我多，迁就担待我多。俩人形成了一种心理定势，铸定成了固定的模式，几十年来，就沿着这个惯性不断地向前推移！

这些年我一直想把自己的这些感受和心意表达出来，可用什么方式表达呢？用口语把这些说出来也显得很嗲，何况我又是一个笨口拙舌的人，骚情话还真说不出来。看来，我只能用这点儿文字了！

                                                     2014-3-30

2017年4月22日

2019年4月24日

（22\1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