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从网上读到冯骥才的《鲁迅的功与“过”》，大有收获，特别能澄清关于国民性批判的是是非非。

文章说，鲁迅的功，主要是深刻批判了国民劣根性。这种批判，通过层层影响，直抵时代大众，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这是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的。

然而，我过去不知道的，“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来源于西方人的东方观”。文章介绍说，一八四〇年以来，到过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写过不少的回忆录式的著作。他们最热衷的话题就是中国人的国民性。它成了西方人东方观的根本与由来。例如，亚瑟·亨·史密斯的《中国人的性格》，看一看书中那些对中国人的国民性的全面总结，就会发现这种视角对鲁迅的影响多么直接。

怎样评价这种影响呢？“在世纪初，中国的思想界从西方借用的思想武器其中之一，就是国民性批判。通过鲁迅、梁启超、孙中山等人的大力阐发，它有如针芒扎在我们民族的脊背上，无疑对民族的觉醒起过十分积极作用。”

文章的重点在于：“可是，鲁迅在他那个时代，并没有看到西方人的国民性分析里所埋伏着的西方霸权的话语。传教士们在世界所有贫穷的异域里传教，都免不了居高临下，傲视一切；在宣传救世主耶稣之时，他们自己也进入了救世主的角色。”“另一方面则由于他们对中国文化所知有限，并抛之以优等人种自居的歧视性的目光，故而他们只能看到中国的社会与文化的症结。他们的国民性分析，不仅是片面的，还是贬意的或非难的。”

两种批判，“鲁迅的目的是警醒自我，激人奋发；而传教士却用以证实西方征服东方的合理性。鲁迅把国民的劣根性看做一种文化痼疾，应该割除；西方传教士却把它看做是一种人种问题，不可救药。”由此可见，两种批判，有着云泥之别。

但是，鲁迅的国民性批判，“不自觉地把国民性话语中所包藏的西方中心主义严严实实地遮盖了。我们太折服他的国民性批判了，太钦佩他那些独有‘文化人’形象的创造了，以致长久以来，竟没有人去看一看国民性后边那些传教士们陈旧又高傲的面孔。”这大概就是鲁迅的“过”吧。

由于这个缘故，西方对中国国民性批判一直影响着我国的文学创作。例如：“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的一批‘文化电影’在西方获得前所未有的称许，随之便是捧得各种世界级亮闪闪的奖牌回来。”“这一批以文化自审的方式关照生活的电影，之所以为西方叫好，恰恰是由于它们的思想背景巧合一般地印证了西方由来已久的文化偏见。对于西方人来说，他们的东方观总是与最早来到中国的传教士那些国民性的分析一脉相承，遥远又紧切地联系着。这早已经是一种固定不变的成见。一个西方人，尤其是从来没有来到过中国的西方人，你给他一个充满幽默感、性格快乐的中国人形象，他也会摇头说NO，表示不信；你给他一个呆板麻木的形象，他会叫好。而这批电影通常都没有具体的时代背景，有点超时空的绝对化的味道；人物被放在四面高墙之中，与各种阴影生活在一起，个个性格怪异，行动诡秘，不是性压抑就是性变态。这种故事愈强化，愈神秘化，就愈会被西方人认做是经典的东方。因为神秘二字，正体现西方人因文化隔绝而产生的对东方的感受。我虽然不认为这批电影是有意地去‘取悦洋人’，但它们的确没有走出一个多世纪以来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磁场。他们的文化指针依然对准在亚瑟亨史密斯的刻度上。”这段分析，入木三分。

以至于，有些人“把西方人的东方观一直糊里糊涂延续至今”，八十年代以来一些电影受到西方欢迎，就是一个铁证。但绝对不是孤证。近年来那些从西方捧回这个奖那个奖的作家及其作品，难道没有与八十年代以来受到西方欢迎的那些电影相似之处吗？

从以上种种情形，可以看出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同西方人对中国的国民性批判，以及现在受到西方欢迎的那些作家及其作品所坚持的批判，绝对不能混为一谈，孰是孰非，必须判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