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作家麦家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对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走出去”难在哪里？该如何破圈？进行了解答，值得关心中国文学的人们读一读。

其中麦家说到，中国文学不要太在乎拿诺贝尔文学奖。他给出的理由是：“诺贝尔文学奖它是以西方的价值观为评判标准的。”此话立刻在网上引起热议。有人质疑，然而我信。我甚至认为，这是基本常识。

事实如此，诺贝尔文学奖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一个雷打不动的标准。大文豪托尔斯泰没有获得诺奖，就是一个铁证。早在1901年颁发首届诺贝尔文学奖时，世人大都认为这个大奖非俄国的托尔斯泰莫属。因为，托尔斯泰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最伟大的文学家，也是世界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可是，出人意料的是，托尔斯泰根本不在25名被提名者之列。人们还以为这可能是个疏忽，可是直到1910年底托翁离世，诺奖颁发了10届，托翁都与诺奖无缘。究其原因，是因为“他对道德持怀疑态度，对宗教缺乏深刻的认识”。一句话，他不符合诺奖的标准。

诺贝尔文学奖无情地否定了众望所归的托尔斯泰，后来却毫不吝啬地授给了一个又一个前苏联（俄罗斯）文学水平远逊于托翁的作家们。他们是：1933年，蒲宁；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1965年，肖洛霍夫；1970年，索尔仁尼琴；1987年，布罗茨基。这5位中，有的否定十月革命，有的诋毁苏联的社会制度，有的攻击斯大林，其中有两位一直流亡国外，通过其作品污蔑抹黑俄罗斯祖国。这5人之所以能获得诺奖，不是因为他们比托尔斯泰更伟大，而是因为他们的作品符合诺奖的标准。在苏共亡党、苏联解体之后，人们再回顾前苏联（俄罗斯）获得诺奖的这些作家及其作品，就不难看出诺奖除了固守它的标准，更显露出了鲜明的政治目的。特别是“冷战”期间，诺贝尔文学奖越来越密切配合美西方的政治需要，成了他们”和平演变“苏联的战略手段之一。

评奖标准说到底是话语权。地球人都知道，今天的诺贝尔和平奖与文学奖颁给谁、不颁给谁，就是美西方说了算，已经堕落为操纵在美西方手里的政治工具。环球网2月18日曾报道过一条消息：美国副国务卿维多利亚·纽兰在一次会上称，如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能让俄罗斯总统普京从乌克兰撤军，“我就把诺贝尔奖颁给他”。（《莫斯科共青团员报》称，纽兰此处指的是“诺贝尔和平奖”。）对此，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回应说，自己从前还不知道是纽兰在替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作决定。这条消息有意思在于，它一下子曝露了”诺贝尔和平奖”是由谁决定的。由此，人们有理由联想到“诺贝尔文学奖”又是由谁决定的呢？

诺贝尔文学奖自有它的评奖标准，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的文学应该坚持我们的标准，这是必须坚持的原则。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文学理所当然应该倡导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的作家应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深入人民的生活，反映人民的心声，坚定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信心，让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不断迈上新台阶；同时，通过文学作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让国外民众加深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文化的认识和理解。这应该是当今中国作家肩负的双重任务。

为了完成好这双重任务，我认为，坚持社会主义的创作方向，坚持我们的创作标准，是最关键的关键。这应该是麦家答中新社记者问的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