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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小姐在职场 | 每个野心勃勃的姑娘，都值得在年轻时遇见一位女上司
(2017-02-07 21:0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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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
说到女上司，有很多妖魔化的描述。
我遇见的第一位女魔头，她不穿Prada，但是气场一样强大。
我很喜欢《穿Prada的女魔头》这部电影，喜欢到每年都至少要拿出来看上好几遍的地步。
每次觉得自己因为工作压力或情绪变得不好看、胖甚至邋遢的时候，只需要重温开头五分钟，看到一个又一个的女生在快速切换的镜头里认真穿上外套，涂好口红，踩上高跟鞋，好像战士穿上战衣那样走出门去，就感觉自己又可以斗志满满地回血了。
而且，它会提醒我，在很多年前，刚刚踏入职场的时候，我也曾经是一个为了得不到金色五角星而哭泣的安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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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遇见的第一位女魔头，她不穿Prada，但是气场一样强大。
大四那年，我在一家德国媒体集团的中国分部得到了一个实习编辑的职位，最开始的工作是做些外文资料的编译，顺便再负责一些边边角角的生活方式类小栏目。
实习了两三个星期的样子，有一天，办公室里的气氛突然微妙地变得紧张起来。
行政主任尤其慌张，从早到晚跑来跑去，早早在茶水间里准备好了成箱的巴黎气泡水。
每个人都在交头接耳窃窃私语：Siemes下周要来中国出差了。
Siemes是谁？
略为相熟的同事小心翼翼跟我爆料：这位即将现身的女上司是德国总部的高层，分管整个亚太区和东欧、俄罗斯的杂志内容，在这家公司已经工作了超过20年。设计师出身的她，是个疯狂的细节控，每期杂志出版前，中国同事们做的所有版面都要传真到德国去，由她一页一页地评审。
那语言不通怎么办呢？我问。
可以翻译的呀，同事说。“她很恐怖的，每个选题都会盘问你背后的逻辑，文章结构，插图拍摄创意……总之所有细节。如果你自己没想清楚，她问起的时候支支吾吾不能立刻给出答案，那可就惨咯！”
她最后长长吐出一口气，很心有余悸的样子。
很快，传说中的女上司就来了。
她的个子不高，一头齐耳金色短发。但是当她从办公室的另一端看似很平常地走过来时，每个人都会自动从走廊里侧身让出一条行走通道来。就好像穿Prada的女魔头电影里米兰达第一次亮相时一样。你能在每个同事的脑门儿上读到她们内心的嚷嚷和恐慌：快点！桌子整理干净！版面资料拿出来！Siemes来了！Siemes来了！
我手里有一个心理测试栏目。之前，选题大多数是从外刊上直接拿原版翻译的。德国人和中国人的思维逻辑到底还是有些不同，我总觉得它有那么一点儿不接地气。
于是，我从网上找了一个看图形测心理的案例，当年小女生很流行这个。
Siemes看版面的时候发现，这栏目跟之前长得有点不一样了。同事们解释说，这是个新来的实习生做的，然后我被召见到她的办公桌前。
她问：“这个栏目为什么突然换了风格？”
我说，因为我觉得之前的内容不够好。
她看着我：“我们之前的心理测试栏目在每期读者调研里得分都很高，如果你觉得它不够好，有什么实际论据可以支撑你的观点？还是你仅仅个人觉得它不够好？”
我愣了一下，答不上来。
我确实没有做过任何数据调研。
她又问：“现在这个测试背后的逻辑是什么？你要怎么样说服我这个来源不明的测试是准确的呢？”
我还是答不上来。
她的蓝眼睛很严厉，看着你的时候好像能够把你看个对穿。
一阵委屈涌上来，然后我做了一件很丢人的事情。
我，哭了。
像所有考试没考好又找不到理由的小朋友一样，哭鼻子了。
她叹了口气，很无奈地挥挥手，“你再回去想想清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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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我和Siemes的第一次正面接触。我记得那次谈话的每一个细节，但很显然，那并不是一段让人愉快的回忆。
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哪怕已经顺利转正，并且有机会负责更多重要栏目，我对她的感觉，仍然跟其他同事对她的看法差不多：能少打交道，就尽量少打交道。
我们都有点儿怕她。
然而该来的总要来。不久后，公司内部架构调整，原先负责替Siemes翻译的同学跳槽，中国区的老板说，以后你来负责跟她对接吧。
诶……诶？
你看，你德语系毕业，自己又是编辑，对杂志内容熟悉，没有比你更适合的人了。
说的也对。何况老板决定好的事情，你有什么理由拒绝呢（嗯，这是职场规则3）。
我就这样小心翼翼地开始了跟Siemes的“亲密接触”。汉堡和上海的时差有7小时，我们会提前一两天约好电话会议时间（一般是她的早晨10点，我这儿的下午5点），通常这个con call会持续至少2个小时。德国公司相当传统，没有Skype或其他任何通讯软件，就是用最老土的电话形式。往往，终于挂上话筒的那一刻，我会觉得整只耳朵都是发烫的。
这份新工作对我最显而易见的影响是，在毕业三年之后，我的德语听力和口语水平再度获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
起初，我只是做最基础的工作：像原来的翻译同学一样，把选题一页一页翻给她听，把她的问题记录下来，再在编辑会议上同步给同事们。
但很快，我就发现，这样效率很低。
Siemes的问题总是很多。如果是我自己负责的栏目，那还好，电话里直接向她解释我的编辑意图就好了（有了当年的教训，我会做很多的准备，再也不会哭鼻子了）。但如果是其他同事负责的版面，这样一来一回，就会浪费掉非常多的时间。
很自然的，每次在跟Siemes电话会议之前，准备资料的时候，我会忍不住开始琢磨：如果我是她，我会问些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会觉得这些选题，这些版面，有哪些地方目前还做的不够好？
那时的我，想法很单纯。我只是想要让con call的效率变得更高些。我没有意识到的是，这已经是某种程度上模拟主编思维的练习了。每次和Siemes的通话，都是一次学习怎么做主编的过程：她对整本杂志的节奏把握，她对选题框架的控制，以及她会对哪些细节较真到何种程度。
现在回头想想，25岁的我，当时是多么的幸运。
因为很多时候，成长就是在这些“向前多走一步”的moment里面不知不觉从量变到质变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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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职场里，要获得上司或同事的信任，往往就是一个微妙的瞬间。
在那之前，你们可能只是同处一个屋檐下一起工作的关系而已；而在那之后，你们之间会有一种叫做“信任”的化学元素产生。
在《穿Prada的女魔头》电影里，那个瞬间，发生在安迪抢在米兰达挑剔之前完成了她所有已交待甚至未交待的工作任务清单，女魔头悄悄露出满意笑容的时候。
而我和Siemes之间呢？
我固执地认为，是当我第一次对她Say No的时候。
没有人是可以对Siemes Say No的，这是我从实习生时代开始，office里每位同事就挂在嘴边重复一百遍的真理。
她说什么，就是什么。她要把版面改成什么样，就改成什么样。
尽快过关是要紧事。
然而某一天，当Siemes照常从她的角度对某位同事的选题提出质疑时，我决定发表一下我的不同意见。
两个国家的文化毕竟是不一样的。即便是最有经验的德国主编，也未必能够理解中国年轻人时下在想些什么，讨论些什么，更别提那些独具文化特色的段子和自黑幽默感了。
我试着把我的理解，我的角度，解释给她听（并且在心里做好了被她驳回的准备）。
然而，略意外的，她说：“如果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就按照你们的想法来做吧。”
在那之后，我们的con call渐渐从她单方面的意见传达，变成了平等的讨论。我很喜欢这种感觉：首先，我能学到更多的东西；其次，我开始渐渐感受到同事们对我的依赖（你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传声筒，你是那个可以代表她们发言，代替她们表达自己独立意见的人）。
并且这个经验教会我两件事：
一、有时候，Say No比Say Yes更能够让你赢得尊重。当然前提是要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和独立思考过程来做支撑。
二、主动承担更多责任，会让你有机会获得更多回报。
而我和Siemes的关系，也在不知不觉中变得亲近起来。
我们会在她来中国出差的时候，约好某个周末来公司加班，一起聊接下来的选题计划（先到的人负责去星巴克或Costa买咖啡）。
空荡荡的周末办公室特别安静，我们会把各种外刊上好的栏目和选题撕下来，全部平摊在office桌子上甚至地毯上，然后盘腿坐在椅子上开始新一轮讨论。
或者，我们会把下一期的备选封面全部打印出来，挂在光线不同的墙面上，模拟用户在不同时段，不同天气下看到图片的感觉，然后决定封面标题要怎么摆。
暖洋洋的周末静谧午后，时间会在工作中跑过得飞快。
如果你还年轻，单身，野心勃勃并且本身就对这个行业感兴趣，你是很容易被这种感觉迷住的。
Siemes说：我在德国的时候也经常会一个人周末跑到办公室里去加班，特别容易有好的想法，效率也会变得特别高。
我由衷地表示赞同：我也是！
我想，我大概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变成一个工作狂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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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所有女上司们，都很喜欢在工作之余组织一种类似于“Girls'
Siemes把这种聚会形式叫做Deutschstammtisch（直译成中文大概叫做“固定餐桌”），参与人通常包括她、我，还有另外几位德文很好的女同事。
每次，我们都会精心挑选一家中外皆宜的餐厅，像是Shanghai
Tang的中餐厅啦，或是桃江路上的川菜馆啦……讲真，这些兼顾老外客群生意的中餐厅其实就那么回事，但是，吃什么不重要。
这是我们难得只聊八卦，绝口不提工作的时刻。话题从最近流行哪些牌子哪些美剧，到欧洲融合问题。（话说作为一名上海人，这是我全年唯一会关注一下政治话题的时刻……）
当然，也会聊各自的经历和生活。
Siemes的职业经历很有意思。她是德国人，出生在汉堡附近一座非常美的小城吕贝克（也是作家托马斯曼的故乡），青少年时期在德国待得无聊了，就申请去英国做交换生。
然后再回国。在英国和德国学的都是设计，毕业后进的第一家公司就是现在这家，一做就做了20来年。最开始的工作是美编，做了几年之后觉得到瓶颈了，又申请去美国分公司工作。在那里，她完成了从设计师向内容编辑的职业轨道转换，也见证了分公司从nobody一步步成长为美国杂志市场份额排名前五的黄金时代。
等到再回到德国的时候，她已经是整个东欧和亚太地区的总编了，管理着包括波兰、罗马尼亚、捷克、俄罗斯以及中国地区的几十本杂志内容。
这么多国家，各种时差，各种语言，而Siemes就是那个跨越时区工作的人。她的日程通常如下：早晨进公司，打开邮箱开始接收各地主编发来的各种语言的最新版面文件，打印，用马克笔圈出有疑问的地方，然后开始安排一个又一个的电话会议。
有一次我去德国出差，她说晚上请我吃饭。说这话的时候，她还在俄罗斯。约好的那天，临近下班的时候，她拖着箱子回来了（在乘坐了13个小时的国际长途航班之后）。然后我们一起在办公室里加班到九点，再一起去了她最爱的一家意大利餐厅，喝酒，调戏意大利服务生，聊天，一直到半夜两点。
这是个精力充沛到从不需要倒时差的女人。
独身主义，只恋爱，不结婚。
最经常开的车是路虎。
由衷地喜欢媒体这个行业。
即便在管理层位置很多年，也仍然保留着随时可以卷起袖子干活儿的能力。
有时候，她甚至会手痒到自己在汉堡约一些有趣的人物专访，用德文写好发给我，然后我会参考她的文风，用最合适的中文措辞翻译出来，就变成了一篇非常棒的，可以刊登在中文杂志上的人物访问。
每年9月底10月初她会休假和朋友们一起开车去意大利举办生日派对，这个习惯雷打不动。
而除此之外，能让这个工作狂从办公室里赶回去的唯一理由，就是HBO今天晚上要放新一季的《欲望都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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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mes在这家公司工作满25年的时候，总部为她办了一个小小的派对。
我恰好也在现场。
那时候，我是认真地觉得，我大概会和 Siemes 一样，在这家公司度过我的10年，20年，甚至30年，像她一样可以拿到一个类似奥斯卡颁奖礼一样的信封，充满自豪地读出来：恭喜你，现在你的年假又自动增加了10天！（然后所有同事开始开香槟起哄。）
但是世界永远比你想象中变化得更快。
2011年，意识到个人的努力已经无法对抗整个平媒行业的趋势时，我决定换个行业，跳槽去互联网公司。
Siemes在德国收到了我的辞职信。我必须承认，我是故意挑她不在国内的时候发这封邮件的，因为我不知道怎么面对她来提这件事。
她给我写了整整四页A4纸篇幅的回信。
她说，“我完全能够理解你为什么会做这个决定。但是，能不能告诉我，我还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挽留你？”
“如果你觉得自己暂时对未来没有方向，你要不要到我身边来待六个月？你可以挑选总部的任何一个部门，尝试任何一个职位，我可以手把手地教你，直到你发现自己接下来喜欢做什么为止。”
那天收到 Siemes 的邮件时，已经是下班时间。
不是截稿期，大家都走得很准时。天色已经暗了，我一个人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把这封信反反复复读了好几遍。然后痛痛快快哭了一场。
因为我知道，决定一旦做了，就不会再改变。
Siemes的建议很美好，但是六个月之后，我还是要回到现实世界来。
那些眼泪，一部分确实是因为感动，另一部分，也是为了与过去的自己告别。每个人都有在职场上一夜长大的时刻。对我来说，真正心理上变成“大人”的那一刻，就是在那个傍晚，当我做好了最终的决定，推开办公室的门走出去的时候。
因为我知道，走出这扇门，再也不会有一个地方，像这里一样，对你的所有错误无限包容，对你的每一步成长，都充满了像家长拿到孩子优秀成绩单一般的自豪感。
但也确实到了，该长大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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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去了北京，做门户网站。
新生活节奏很快，很刺激。但我和Siemes，还有几位老同事，仍然保持着一年至少一次，趁她来上海出差时组织Deutschstammtisch聚会的频率。
仍然天南海北地聊各种话题。哪怕工作再忙，我也会特意休假，拖着箱子回上海，只为这一顿饭的相聚时间。
我也曾经以为，这样的节奏会一直继续下去。
直到有一年，她第一次失约了。
她写信告诉我，由于整个平面媒体行业的不景气，以及其他种种原因，她和另外几位高管，都离开了这家公司（在为它工作了30年之后）。
Siemes是个很保护团队的人，管辖区域里的某个国家时局不稳，她曾努力在总部给那本杂志的主编谋个位置，好让他带着家人移民过来。“很遗憾我没有办法解决所有人的问题，但至少先帮到他吧。”她这么说。
然而，大时代下的小命运，不由个人意志做主。当世界开始翻转的时候，即便强势如她，也有无法保护自己的时候。
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对她有莫名的信心。
去年，收到她的来信：“待在家里休息真的很无聊啊，我决定自己创业开一家公司。现在我和朋友一起合租了一间办公室，提供设计和媒体咨询方面的业务。重新上班的日子真是充满干劲！”
收到邮件的那一刻，我忍不住笑了出来。还真是典型的她的风格啊。
虽然已经到了足以舒舒服服顺势退休的年纪，却还是一个离开工作就活不下去的女人。
她会ok的。
就好像我在2016年底听到的另一个励志的消息：同样是我第一份工作的前老板，中国区的总经理（那也是位气质超好的美女，留德归来的女博士，每次看到她我就可以完全想象俞飞鸿50岁以后的样子），在总部因为种种原因把中国区业务卖给了一家南美集团一年之后，自己又把中国分公司买了回来。
前同事跟我说：“她召集我们一起开了个短会。她说，没关系，我们现在办公室变小了，员工人数也只有鼎盛时期的几分之一。但是十几年前我在中国刚刚起步的时候，我们的规模也只有这么点儿大。让我们一起重新来过！”
这简直是我在过去这一年里听到的最有种的故事了（不过她是个很害羞的人，不见得愿意让我在这个公众号里专开一篇写她的经历）。
她们，是我在自己偶尔软弱，偶尔不自信的时候，重要的勇气来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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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也是2016年底，我决定跳槽来杭州。
团队里的小朋友找我吃告别饭。席间，她说，你知道吗，我一直有点儿怕你。
我很吃惊，为什么？我是看起来这么温和的人哪。
小朋友说：“你大概不记得了。我刚来的时候，有一次碰到一件我觉得很难解决的事情，我又不愿意承认，所以跟你唠唠叨叨讲了一大堆来龙去脉，试图说明这件事有多难。然后你跟我说，别BB，现在回去给我写一封邮件，在四到五行的篇幅里面说清楚你碰到了哪些问题，然后判断：如果能做，列出需要做的事项list；如果不能做，Plan
B是什么，我会给你我的答复。”
“我那时候就在想，这个女上司，很不好糊弄呢。”
然后我们都笑了。
我笑，是因为我发现，时光氤氲，我在不知不觉中，从当年那个哭鼻子的职场新人，渐渐地也变成了别人眼中的厉害女上司。
我有一个女朋友，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也是碰到女老板。那时候，每次因为工作压力而不爽的时候，她说自己都会在心里默默吐槽：“她不过就是个三十多岁没结婚的女人而已！”
这个段子后来成了我们闺蜜圈的经典笑话。因为一转眼间，我们不小心都成为了那个三十多岁没结婚的女人。
到最后，我们都会一不小心变成自己年轻时碰到的那个女上司。
就像不管我自己承认亦或是不承认，我也渐渐变得越来越像Siemes。
我从她身上全盘继承的，不仅是工作思维和工作方式，甚至还有她的工作狂态度和独身主义倾向（当然，我不能铁齿地说自己一定会独身到底以免日后打脸，但Siemes教会我的是，婚姻只是你生活中的一个可选项，而不是必填项）。
我也习惯了用一杯咖啡开始一天新的工作。
我也喜欢周末一个人去公司加班。
我去欧洲出差也从不倒时差。
不过我没看完《欲望都市》的全部剧集，实在是太长了，虽然Carley的衣橱是真的很好看。
另外一件我还没完成的事情，是某一天也能像她一样，把一身中性风的烟灰色套装穿得无比潇洒，搭配爱马仕的丝巾，往演讲台上随随便便一站，大家就会自动停下来屏息凝神，竖起耳朵听她接下来会说些什么。
我还在跟北京那三年增加的体重做斗争。（但是今年有望抗战成功，加油！）
还在读书的时候，我对未来人生的设想，从来没有超过三十岁。十几岁少女的心里，30是个可怕的数字，如果不能够在那之前完成升职加薪，拥有自己的独立办公室，找到真爱并且结婚生子，接下来的人生大概就要完蛋了吧。
但是过了三字头，这种焦虑反而完全消失了。
因为我的这些前女上司们。
这些女人就站在你的前方，又美又有种地活着。
在四字头、五字头甚至六字头的每一个年龄段里闪闪发光。
如果她们都可以在50岁之后有勇气对自己说“重新来过”，我们，又有什么好害怕的呢？
※
金小姐其实现在在杭州，但因为懒，微博id一直没改。做过时尚杂志主编，写过书，做过门户网站……从一个写字的人，慢慢变成了一个搞直播的。在职场这么多年，她勉强算得上是一位有故事的女同学。如果你们不嫌烦，她会把这些故事，一点一点分享给你们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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