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阳供销社的日子

 快到除夕了，人老就会忆旧，想起了我1974年的除夕，那是一个比较特别的除夕。

我那时以知青的身份在山阳供销社当合同工，主要从事文字和美工。山阳人喜欢称呼人时加上职务，显得你有地位，对你尊重。也许是柜台上少不了的算盘，供销社的售货员被称为某“会计”，而我，因为舞文弄墨，也被安上了衔头，称“何秘书”。

何秘书是不用站柜台的，更不必卖货。但在这年除夕，我当了小半天售货员。

那时每逢年前，供销社都会请来许多做糕点的师傅，在后院空地搭起大大的帐篷，开始年货的制作。我高中的同班同学刘建海也是其中之一。他们主要是炸果子，做大糕和炒米糖、花生糖、芝麻糖之类，供应市场。因为这些东西牵涉到粮油原料，所以出售时还是按计划分配凭票供应的。一般在送灶过小年之前，这些年货就销售一空了。

过年供销社也休假关门三天，除夕的下午两三点钟门市也就关门了，各个部门除留个把人值班保卫，干部和员工们都回家了。家在宝应县城的人走得更早一些。

那时我父母都下放到山阳大队红旗生产队，出了供销社后门，站在供销社最后一排房子后面向北望，一片农田的尽头隐约看到的房子就是我家。我家的门毫无遮挡地对着供销社食堂的烟囱。据说，烟囱是黑虎煞，这是风水的大忌，但我们家没得选择，生产队只给我们这块空置多年的屋基地。不过，也许我家本身就是命中带煞，所谓煞煞相抵，我家住了好多年，也倒平平安安。

家离供销社最近，我便成了当仁不让的值班人员。不过，除了值班，我还有一项卖货的任务。

当时，农村有些贫困户，没有钱置办年货，要靠政府的救济款。而救济款从公社到大队，再到生产队，再到贫困户，关节太多，但救济款也必须在春节前发出，故除夕就是最后的期限了。供销社会留下一小批这些年货，在除夕的下午出售，主要对象就是这些贫困户。

这个任务落在了我的身上。会议室旁边一间储藏室开了一扇小窗，就是我的“柜台”。能卖的只是三四百斤果子和炒米糖了，我上午就用戥盘秤把这些东西一斤一包地称量好一部分，以免到时忙不过来。老同志们告诉我，秤不要太高，否则会亏损，亏损了要自己赔的。为了保险，我称好一斤，拿下一根果子或一块炒米糖，反正农民同志们也不会去较秤的。

从吃过中饭开始，凭票供应，开始人还排队，后来就是零零星星的了。有几个没有票，排了半天，也不知他们怎么知道我姓何，一口一个“何会计”地叫，可怜兮兮地跟我商量：买个斤把给孩子吃。我让他们先等等。到了三点多，人不多了，我也就卖给他们了，他们欢喜极了，千恩万谢地走了。

四点钟左右，全部卖罄。我盘点了一下，不亏，还赚了一两块钱，算是顺利成功。“何秘书”有了一次“何会计”的体验。

五点钟，我回家和父母吃了一顿年夜饭，吃的什么，不太记得了。和父亲喝了几杯酒。父亲要喝热酒，找一个小药水瓶把酒灌进去，放在锅灶中间的汤（烫）罐里热个几分钟，再拿出来喝，酒就比较温和了。

晚饭后聊了一会儿家常，母亲就催我走了。我要去供销社值班，住在宿舍里。

那是一个很安静、很单调也很无聊的夜晚，没有电视可看，我甚至也没有看书。那时提倡过“革命化”的春节，没看到有人烧纸，也没有烧斗香的，好像也没有听到什么鞭炮声。好在我那时年轻，也不失眠，一觉就从除夕睡到了新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