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去年9月的深圳之行后，老木再没动窝。在将近一年原地不动的时间里，老木养了两只猫，朝夕服侍须臾不离，出去走走的心思一天天淡了。已经过去的半个2022年，疫情起起伏伏，差旅政策不断更换启停键，大家更一头雾水。暑期到来之前，出京政策看上去终于松动了，朋友圈开始出现在机场、在高铁、在异地的“凡尔赛”景致。很快，合作单位给老木发来邀请，希望一起去内蒙古调研，老木心动了。

按流程打了报告递交上去。主管领导只淡淡扫了一眼，说，现在出差都是所长一支笔把关，他负总责，我签了也没用。说罢把报告扔回桌上。好吧，老木又捧着报告去找所长。所长倒是认真看了一遍，往椅背上重重一靠，说，你们分管领导不签字，说明他有不同意见，那我也不能签吧。

 哦？这是啥意思？老木有点眩晕。停了几秒钟，所长接着解释道，按照文件精神现在可以出差啦，但院里的意思是——虽然没正式文件——如果不是跟上级单位出去，而且也不是直接和项目相关，原则上不予批准。你这又不是我们系统自己的事情，跟别家单位出去，是你们中心的任务还不饱满吗？出了事儿谁负责呀？

 好吧。老木也没再多解释，退了出去。

老木倔劲上来了。跟合作单位沟通了一下，重新编写了邀请函，大意是为开拓项目做前期调研。这是事实，只是上一封邀请函说的比较含糊，这次更明确了而已。之后，老木也不再挨个找领导了，而是直接给两位领导群发了电子邮件，将出差原由和行程详细呈报上去，省得两位踢球——多大事儿嘛，不值得你们这么扯皮。

       这次算顺利，领导们放行了，按流程各自签字画押。出差行程交到办公室备案。办公室旋即通知，包头已经出现1个病例了，不能去，回程票要改。老木立刻转告会务。会务那边正一筹莫展，抱怨道，各家单位的政策怎么这么不一样：有的单位说只要不去包头青山区(病例所在区)就可以，有的就是整个包头都不能去，让我们咋办？再等等吧，等出发前一天再说，说不定哪也去不了呢。

       中心秘书也跟老木联系：木姐，北京到呼和浩特要经停乌兰察布吧？现在乌兰察布也有病例啦，按照文件，好像经停站有病例也不行的，您得绕行，或者干脆取消行程。老木瞠目结舌。

       老木决定认真研究出京政策，不能任由大家随意解读。一读之下，老木发现有个“2小时”标准：在某地滞留超过2小时再离开，算经停，行程码会有记录，如果不到2小时，充其量算“经过”，行程码无记录。老木和小秘书讨论了一下，得出结论，在高铁站停这么几分钟，不算“经停”。总算又过了一关。

        没再出什么大的幺蛾子。8月8日老木拖着小箱子赶到北京北站，和同行们汇合并拿到最新行程安排——原来赴三地的调研只剩下省会城市，另外两个地级市因有病例取消活动，四天变三天。好吧，能出去就好，就是苦了会务组，行程安排来回变更数次，火车票又改又退，退票费都是小姑娘垫付的。一路无话，只是乌兰察布高铁站空荡荡看不见一个人，只有下没有上，可见这个地方已经处于“静 态 管 理”状态了。

       到了目的地已经中午。下午公务活动就正式开始，满满两天，第三天下午奔向高铁站回京了。压缩后的行程让每个人都精疲力尽，只能通过车窗看一看外面的蓝天(见图)。唯有第二天晚餐后有那么一点点空闲，老木出了宾馆，按照导航溜溜达达走向不远处的成吉思汗广场。

       立秋之后的青城终于有了些许凉意——听当地同事说，前几天这里也是热得睡不着觉，不得不开空调，非常罕见。广场上耸立着巨大的成吉思汗骑马雕像，扬鞭坚定地指向前方，背书“蒙古国开创者”。老木不由得想起六年前的(外)蒙古之行，那里的国家博物馆几乎用大半个馆描画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丰功伟绩和蒙古帝国的辉煌。广场上有一群人伴着音乐跳广场舞，老木驻足观看。嗯呐，有点意思，男女老少都有，而且年轻人的比例不低；舞步简单，但颇有民族特色，不时有人抖肩翻腕，动作幅度不小，不乏观赏性呢。伴奏音乐嘛，除了“大叔你一表人才应该结婚了”，还有小虎队的“把你的心、我的心串一串串一株幸运草”，甚至还有个把国外摇滚乐。看着看着，老木放下手中的小包，排在队尾，紧盯着前面大姐的步伐，笨拙地跳动起来。

       开天壁地第一回！老木终于放下身段跳广场舞了，在这2022年的第一趟差旅途中。那年老木郁闷之中去看心理医生，人家已经明明白白地指示了：岁数不小了，别想那么多啦，有空跳跳广场舞比什么都强。陌生的城市暗黑的夜色让人放下矜持，老木欲罢不能，即使看到同行的胡教授走过来都没有停下来——人家在快步健走，估计也停不下来。

       在习 习 凉风中，在成吉思汗高大雕像旁，在远处建筑顶部闪闪发亮的“永远 忠诚，永远 纯洁，永远 可靠”标语凝视下，老木忘情跳着广场舞，一晌贪欢。

窗外的蓝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