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不小心，感了一下子旧。就引出了一篇施蛰存先生的《〈庄子〉与〈文选〉》来，以为我那些话，是为他而发的，但又希望并不是为他而发的。

我愿意有几句声明：那篇《感旧》，是并非为施先生而作的，然而可以有施先生在里面。

倘使专对个人而发的话，照现在的摩登文例，应该调查了对手的籍贯、出身、相貌，甚而至于他家乡有什么出产，他老子开过什么铺子，影射他几句才算合式。我的那一篇里可是丝毫没有这些的。内中所指，是一大队遗少群的风气，并不指定着谁和谁；但也因为所指的是一群，所以被触着的当然也不会少，即使不是整个，也是那里的一肢一节，即使并不永远属于那一队，但有时是属于那一队的。现在施先生自说了劝过青年去读《庄子》与《文选》，“为文学修养之助”，就自然和我所指摘的有点相关，但以为这文为他而作，却诚然是“神经过敏”，我实在并没有这意思。

不过这是在施先生没有说明他的意见之前的话，现在却连这“相关”也有些疏远了，因为我所指摘的，倒是比较顽固的遗少群，标准还要高一点。

现在看了施先生自己的解释，（一）才知道他当时的情形，是因为稿纸太小了，“倘再宽阔一点的话”，他“是想多写几部书进去的”; （二）才知道他先前的履历，是“从国文教员转到编杂志”，觉得“青年人的文章太拙直，字汇太少”了，所以推举了这两部古书，使他们去学文法，寻字汇，“虽然其中有许多字是已死了的”，然而也只好去寻觅。我想，假如庄子生在今日，则被劈棺之后，恐怕要劝一切有志于结婚的女子，都去看《烈女传》的罢。

还有一点另外的话——

（一）施先生说我用瓶和酒来比“文学修养”是不对的，但我并未这么比方过。我是说有些新青年可以有旧思想，有些旧形式可以藏新内容，我也以为“新文学”和“旧文学”这中间不能有截然的分界，然而有蜕变，有比较的偏向，而且正因为不能以“何者为分界”，所以也没有了“第三种人”的立场。

（二）施先生说写篆字等类，都是个人的事情，只要不去勉强别人也做一样的事情就好，这似乎是很对的。然而对中学生和投稿者，是他们自己个人的文章太拙直，字汇太少，却并没有勉强别人去做字汇少而文法拙直的文章，施先生为什么竟大有所感 ，因此来劝“有志于文学的青年”该看《庄子》和《文选》了呢？做了考官，以词取士，施先生是不以为然的，但一做教员和编辑，却以《庄子》与《文选》劝青年，我真不懂这中间有怎样的分界。

（三）施先生还举出一个“鲁迅先生”来，好像他承接了庄子的新道统。一切文章，都是读《庄子》与《文选》读出来的一般。“我以为这也有点武断”。他的文章中，诚然有许多文字为《庄子》与《文选》中所有，例如“之乎者也”之类，但这些字眼，想来别的书上也不见得没有罢。再说得露骨一点，则从这样的书里去找活字汇，简直是胡涂虫，恐怕施先生自己也未必。 

【施蛰存】：江苏松江人，作家，1932年—1934年曾主编《现代》杂志。

【庄子劈棺】：见明代冯梦龙《警世通言》。大意说，庄子死后不久，他的妻子田氏便再嫁楚国王孙，成婚时，王孙突然心痛，他的仆人说要吃人的脑髓才会好。于是田氏便拿斧头去劈棺，想取庄子的脑髓。不料棺盖刚劈开，庄子便从棺内叹一口气坐了起来。

【《烈女传》】：汉代刘向著。

【第三种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胡秋原、苏汶等人，自称居于国民党反动文人和左翼革命文学阵营之间的所谓“第三种人”，他们的核心思想是“文学自由论”，并用以反对左翼文学所提倡的文艺为革命政治服务的主张。

【背景】杨近平认为：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论战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不必看得有多么了不得。实际上话不说不明，灯不挑不高，争论有利于正本清源，明辨是非。“施蛰存斗胆与鲁迅交锋与争论，使我们看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坛自由、活跃的气氛，正因为如此，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成就最高的一个阶段。”当时人才辈出，流派纷呈，论争成了这一时期独特的风景。

                                               十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