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赞美几句一些过去的人，这恐怕并不是“骸骨的迷恋”。

所谓过去的人，是指光绪末年的所谓“新党”，民国初年，就叫他们“老新党”。甲午战败，他们自以为觉悟了，于是要“维新”，便是三四十岁的中年人，也看《学算笔谈》，看《化学鉴原》；还要学英文，学日文，硬着舌头，怪声怪气的朗诵着，对人毫无愧色，那目的是要看“洋书”，看洋书的缘故是要给中国图“富强”。现在的旧书摊上，还偶有“富强丛书”出现，就如目下的“描写字典”“基本英语”一样，正是那时应运而生的东西。连八股出身的张之洞，他托缪荃孙代做的《书目答问》也竭力添进各种译本去，也见这“维新”风潮之烈了。

然而现在是别一种现象了。有些新青年，境遇正和“老新党”相反，八股毒是丝毫没有染过的，出身又是学校，也并非国学的专家，但是，学起篆字来了，填起词来了，劝人看《庄子》《文选》了，信封也有自刻的印板了，新诗也写成方块了，除掉做新诗的嗜好之外，简直就如光绪初年的雅人一样，所不同者，缺少辫子和有时穿穿洋服而已。

近来有一句常谈，是“旧瓶不能装新酒”，这其实是不正确的。旧瓶可以装新酒，新瓶也可以装旧酒，倘若不信，将一瓶五加皮和一瓶白兰地互换起来试试看，五加皮装在白兰地瓶子里，也还是五加皮。这一种简单的试验，不但明示着“五更调”“攒十字”的格调，也可以放进新的内容去，且又证实了新式青年的躯壳里，大可以埋伏下“桐城谬种”或“选学妖孽”的喽罗。

“老新党”们的见识虽然浅陋，但是有一个目的：图富强。所以他们坚决，切实；学洋话虽然怪声怪气，但是有一个目的：求富强之术。所以他们认真，热心。待到排满学说播布开来，许多人就成为革命党了，还是因为要给中国图富强，而以为此事必自排满始。

排满久已成功，五四早经过去，于是篆字，词，《庄子》，《文选》，古式信封，方块新诗，现在是我们又有了新的企图，要以“古雅”立足于天地之间了。假使真能立足，那倒是给“生存竞争”添一条新例的。

【“骸骨的迷恋”】：1921年11月12日，叶圣陶在《时事新报·文学旬刊》第19期发表过一篇《骸骨之迷恋》，批评当时一些提倡白话文学的人有时还做文言文和旧诗词的现象，以后这句话常常被引用为守旧者不能忘情过去的贬辞。

【新党与老新党】：清末戊戌变法前后主张或倾向维新的人被称为“老新党”。辛亥革命前后，出现主张彻底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党人，被称为“新党”。

【《学算笔谈》】：算术丛书，华衡芳著。

【《化学鉴原》】：英国人韦而司撰。

【张之洞】：清朝提倡洋务运动的官僚之一，同治年间进士。

【《庄子》】：战国时庄周著。

【《文选》】：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编。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

【旧瓶不能装新酒】：这原是欧洲流行的一句谚语，最初出于基督教《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九章，耶稣说，“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惟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就都保全了。”五四新文学运动兴起以后，提倡白话文学的人，认为文言文和旧形式不能表现新的内容，常引用这句话作为譬喻。

【五更调】：叹五更，民间曲调名。撰十字，民间曲调名。

【桐城谬种与选学妖孽】：原为“五四”新文学运动初期，钱玄同攻击当时摹仿桐城派古文或《文选 》所选骈体文的旧派文人的话。

     30年代初，戴季陶等国民党政客秉承上意，在求“民族复兴”的幌子下，大力提倡尊孔读经，竭力鼓吹忠孝等封建道统和保存文言，以此帮助国民党收拾人心，统一思想和抵制“邪说”，一些嗅觉敏锐的文人也闻风而动， 予以呼应配合，从而兴起了一股复古倒退的思潮，在部分青年中也兴起了恋古、崇古之风。

面对这种情况，鲁迅先生清楚地认识到，这些“新青年”的所作所为，即不是什么个人爱好问题，也绝非偶然个别现象，而是复古思潮在部分青年身上的反映，是“时代思潮的一部”，遂作此文予以揭露与批判。充分表现了鲁迅清醒深刻的战斗意识和在复杂形势下洞幽烛微的犀利眼光。

                                              一九三三年十月一日

   施蛰存   《庄子》与《文选》

上个月《大晚报》的编辑寄了一张印着表格的邮片来，要我填注两项：（一）目下在读什么书，（二）要介绍给青年的书。

在第二项中，我写着：《庄子》，《文选》，并且附加了一句注脚：“为青年文学修养之助。”

今天看见《自由谈》上丰之余先生的《感旧》一文，不觉有点神经过敏起来，以为丰先生这篇文章是为我而作的了。

但是现在我并不想对于丰先生有什么辩难，我只想趁此机会替自己作一个解释。

第一，我应当说明我为什么希望青年人读《庄子》和《文选》。近数年来，我的生活，从国文教师转到编杂志，与青年人的文章接触的机会实在太多了。我总感觉到这些青年人的文章太拙直，字汇太少，所以在《大晚报》编辑寄来的狭狭的行格里推荐了这两部书。我以为从这两部书中可以参悟一点做文章的方法，同时也可以扩大一点字汇（虽然其中有许多字是已死了的）。但是我当然并不希望青年人都去做《庄子》，《文选》一类的“古文”。

第二，我应当说明我只是希望有志于文学的青年能够读一读这两部书。我以为每一个文学者必须要有所借助于他上代的文学，我不懂得“新文学”和“旧文学”这中间究竟是以何者分界的。在文学上，我以为“旧瓶装新酒”与“新瓶装旧酒”这譬喻是不对的。倘若我们把一个人的文学修养比之为酒，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说：酒瓶的新旧没有关系，但这酒必须是酿造出来的。

我劝文学青年读《庄子》与《文选》，目的在要他们“酿造”，倘若《大晚报》编辑寄来的表格再宽阔一点的话，我是想再多写几部书进去的。

这里，我们不妨举鲁迅先生来说，像鲁迅先生那样的新文学家，似乎可以算是十足的新瓶了。但是他的酒呢？纯粹的白兰地吗？我就不能相信。没有经过古文学的修养，鲁迅先生的新文章决不会写到现在那样好。所以，我敢说：在鲁迅先生那样的瓶子里，也免不了有许多五加皮或绍兴老酒的成分。

至于丰之余先生以为写篆字，填词，用自刻印板的信封，都是不出身于学校，或国学专家们的事情，我以为这也有点武断。这些其实只是个人的事情，如果写篆字子的人，不以篆字写信，如果填词的人做了官以后不以词取士 ，如果用自刻印板信封的人不勉强别人也去刻一个专用信封，那也无须丰先生口诛笔伐地去认为“谬种”和“妖孽”了。

新文学家中，也有玩木刻的，考究版本，收罗藏书票，以骈体文为白话书信作序，甚至写字台上陈列了小摆设的，照丰先生的意见说来，难道他们是“要以‘今雅’立足于天地间”吗？我想他们也未必有此企图。

临了，我希望丰先生那篇文章并不是为我而作的。

                    十月八日，《自由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