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译：孟子谒见梁惠王。惠王说：“老先生不远千里而来，将有利于我们的国家吗？”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译：孟子说，“大王为什么要说到利呢？只要有仁义就够了。大王说‘怎样有利于我的国家’，大夫说‘怎样有利于我的封邑’，士人平民说‘怎样有利于我们自己呢’，上上下下互相争夺利益那么国家就危险了！在拥有一万辆兵车的国家，杀死国君的，必定是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大夫！在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杀死国君的，必定是拥有一百辆兵车的大夫！在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他们拥有千辆兵车，在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他们拥有百辆兵车，不算是不多了。如果轻义而重利，他们不夺取国君的地位和利益，是不会满足的。没有讲仁的人会遗弃自己的父母的，没有行义的人会不顾国君的。大王只要讲仁义就行了，何必谈利呢？”

这是《孟子》一书的开篇第一章。古人著述，务实而不蹈虚，没有我们今天惯用的前言之类，但对如何开篇布局，往往有内在的讲究，譬如《诗经》选择《关雎》开篇，《论语》选择“学而时习之”开篇，都暗含了编著者的文心。孟子周游列国，是到晚年才至魏国见梁惠王，但为什么在《孟子》一书中，会把见梁惠王的这段事情放到最前面呢？这是因为，在这短短一段对话里，涉及孟子思想的最核心部分的“义利之辨”，放在最前面开章明义，有心的读者如司马迁，读完这段，就已经“废书而叹”了，因为他已经从中看懂了孟子的心思。

“叟”，这是梁惠王见到孟子时说的第一个字，确实也一下子让孟子的心“嗖”地凉了半截。“叟”是长老的意思 ，是对老者的尊称，用在孟子这个年纪的人身上本来没有什么不妥，但若联想一下春秋战国诸侯礼贤下士时的通常称呼——“夫子”或者“先生”，我们就能感受其中在的微妙差距了。原来梁惠王只是敬老，并没有把他当作一位值得倾听教诲的师。

“亦将有以利吾国乎？”梁惠王提的问题很直接，这里面有一丝轻视孟子，想掂掂他分量的意思，同时也确实反映了梁惠王此时急迫的心情。见到孟子的时候，正是梁惠王最郁闷的时刻：与东边的齐国一战，损失了大将庞涓，太子申被俘而死；和西边的秦国一战，公子印被俘，兵败割地，不得已还要迁都到大梁；此外，南面的楚国也虎视眈眈，北面的韩国和赵国虽是同源邦国，也各有各的算盘。梁惠王本身也是个很有抱负的人，眼看从祖、父两代传下来的基业摇摇欲坠，故而不惜重金从各国延聘贤才，就是想迅速解决眼有的不利局面，富国强兵。我们了解了这个背景，就会感到，梁惠王这么问也是人之常情。

听到这话的孟子，心里肯定是有些不乐意了。谈到教育，儒家有句老话，“有来学，无往教”，只有当学生兴冲冲跑到老师那里想学点东西的时候，教育才起到作用；若是颠到过来，老师掏心掏肺地四处要教人，那往往收效甚微。孟子当然非常清楚这点，不过为了推行“王政”这样的大同理想，只好“不远千里而来”，对话还没开始，已置自己于一个被动的局面，再加上被“叟”字一呛，可能已经是一肚子火了。

其实，孟子一直对单纯的“富国强兵”很不以为然。《告子下》：“今之事君者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向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为君约与国，战必克。’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向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意思就是说，如果不先树立“仁义”这样的道德原则，而单纯重视土地、经济、军事这些的短期之“利”，那么这么做的臣子就是贼臣，愿意被辅佐的君王就是昏君。孟子最不以为然的，恰恰是梁惠王此刻汲汲以求的，可以想见，接下来会出现什么局面了。

但是，对于想做老师的人，如何引导一个有缺陷的灵魂向好的方面转化，光责之以切是不行的，更需要懂得诱导的艺术。在这方面，苏格拉底可以称作所有老师的老师。我在想，假使苏格拉底遇到这样的问题，他一定会再把问题抛给对方：“请问，大王所谓的利到底是什么？”梁惠王一定会答“富国强兵”诸如此类，然后苏格拉底会通过不断的询问，诱导梁惠王慢慢认识到自己对“利”这个概念的无知，让梁惠王意识到，富国强兵只是一种小“利”，可能还有更好的、自己没有意识到的“利”，等到这个时候，真正的教育才可能起作用。

孟子没有这样。他采用的方式也很有力，是先秦诸子常用的一种方法——推论法。梁惠王仅仅是“何以利吾国”，孟子却将这样的问题推演至这个国家的每个人，并描绘出一幅“假如每个人都这么问”的惨烈图景，“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气势逼人，也的确把梁惠王噎得哑口无言。但梁惠王口服心不服，从何见得？我们可以再看《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阔”，是分离、隔开的意思，梁惠王觉得孟子说的东西和自己关心的事情隔得太远，因此再有道理，梁惠王也听不进去。

讲到这里，我们这些已经习惯于从利益和结果的角度看待问题的现代人要小心一点，不能看到梁惠王没有被说服，就也认为孟子“迂远而阔于事情”，不懂得教育心理学。像孟子这样的人，见过很多通过巧妙的言辞之道游走于君王身边的策士，像苏秦、张仪、邹衍……倘若他愿意，随随便便也能把梁惠王哄得团团转，但他依旧不管不顾，用一大段严词把梁惠王噎在那里，为什么？

同样是《告子下》，里面还有一段记载，从中我们或许可以看出孟子的心思。“陈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则仕？’孟子曰：‘所就者三，所去者三。’”陈子问古代的君子什么时候出来辅佐君王，孟子回答，有三种情况会出来，有三种情况会离开。接下来孟子详细说了这“三就三去”，其中一条，“迎之致敬以有礼，则就之。礼貌衰，则去之”。孟子非常清楚，只有做好准备倾听意见的人，才能听得进意见。梁惠王第一句话就让孟子明白了他正是那种自己要“去之”的君王，因此，可能从一开始，孟子就没有准备说服梁惠王。

但他依然说了一大段光彩照人的话，不是吗？是的，因为像孔子和孟子这样的人，他们期待的听众，并非只是几个当时的君王将相，他们关心的时空乃是一个恒久广大的时空。

在“仁义”这样的内在道德原则和“利益”这样的外在结果之间考量，永远先选择前者，“何必曰利”，这样决断性的话，在孟子之后的中国人没有人听得进去，当然也包括我们。

【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大王只要讲“仁义”就可以了，何必谈利呢？

【今之事君者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向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告子下》：如今服事国君的人都说：“我能为国君开辟土地，充实府库。如今所说的良臣，就是古时候的民贼。国君不向往道德，不施行仁政，当臣子却要替他聚财财富，就是像桀一样的富有啊。”

【‘我能为君约与国，战必克。’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向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我能为国君联合诸侯，战无不胜。今天的所谓的良臣，就是古时候的民贼啊。国君不想培养自己的高尚品德，不施行仁政，当臣子的却要替他卖力作战，这就是辅佐夏桀啊。

【 “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梁惠王不实施他的主张，认为他的思想与自己隔得太远，不能解决实际问题。阔，分离、隔开。

摘自 张定浩《孟子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