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一个善于总结经验的人。在对付捻军的问题上，他吸取了僧格林沁的教训，深知对以马队为主、来去如风的捻军不能采取穷追战术。经过反复考虑，曾国藩制订了“河防”战略，也就是利用天然地形限制捻军的马蹄，运用点线结合、以线控面的办法打击捻军。曾国藩计划以大运河为防线，西以沙河、贾鲁河为防线，在这三条河的河岸增筑木栅，挖土筑墙，择要兵驻守，以压缩和限制捻军流动作战的范围，把捻军驱逐到角落里加以歼除。这是曾国藩一贯的“以静制动”的战略原则的新发展，目的仍是争取战场上主动权。

曾国藩的河防之策大方向上是正确的，但是实施这个策略需要花很长时间、地方上也不愿配合。主要原因是河南官绅反对设防贾鲁河和沙河，认为这是将捻军驱往豫西，“以豫为壑”。河南方面出工不出力，堤墙一再倒塌，再三修补，勉强建成，质量又不过关。

同治五年八月十六日，河防堤墙建成不过一个月，捻军大部队在河南开封以南“潮涌而至”，轻易突破了贾鲁河墙，向东奔驰而去，纵横驰骋，破坏严重。

针对这一情况，曾国藩也早有预料。早在建设河防之初，曾国藩就说过：“假如初次不能办成，或办成之后，一处疏防，……中外必讥其既不能战，又不能防。”预想到这一策略一旦受挫，可能会招来政治上的攻击。

事实正是如此，朝野议论一时纷起，曾国藩的政敌们以此为借口，对他大加攻击。一年多时间内，他受御史参劾五次，指责他糜饷两年（实际是一年五个月），捻势益张。朝廷也对他失去耐心，一年之内廷寄责备七次。同治五年八月二十六日，他在日记中说：

接奉廷寄，有御史参劾之章，为不怿者久之。

在朝廷和捻军的双重压力下，曾国藩的身体每况愈下，以至“病盗汗舌蹇之症”加剧。他感到自己一个人不能支撑，遂决调学生李鸿章前来做自己的助手。他奏请朝廷饬李鸿章驻扎徐州，负责东路，他自己则主控大局，驻周家口以当中路。

然而他没想到，朝廷竟然如此脑筋急转弯，决定让李鸿章来取代他。不久之后，曾国藩接到寄谕，令在营调理，病愈后进京陛见，钦差大臣关防暂由李鸿章署理。这实际上是让曾国藩把兵权交给李鸿章。

这完全出乎曾国藩的意料。如前所述，河防的大方向是对的，虽然初遭失败，但只是具体地段上防守不力所致，并不是河防之策本身的错误造成的。他需要的是时间。

但是清政府不给曾国藩足够的时间。朝廷对军事一贯是急于求成，对僧格林沁如此，对曾国藩依然如此，一有挫败，就想换人，因此才有曾李互易之举。

这就让做事一贯坚持到底的曾国藩不得不接受半途而废的局面。

不少人说曾国藩剿捻失败，是因为他无法驾驭和指挥淮军。或者说是李鸿章的干预和掣肘，导致曾国藩指挥不灵。比如有人说：

李鸿章还在暗中扯曾国藩的腿。在曾国藩“剿捻”期间，李鸿章“时上章条陈军务，文正弗善也”。从各个方面考察，李鸿章欲取曾国藩而代之，用意显然。

这些说法表面上看有其道理，因为曾国藩率领淮军之始，确实有指挥不灵的时候。

淮军的风气和军官作风与湘军颇为不同。曾国藩是一位理学家，治军原则是以忠义相尚，以礼治军。李鸿章却是以利为义，不惮用功名利、子女玉帛诱使将弁（武官的通称）卖命。他认为“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我无利于人，谁肯助我。董子正其谊不谋其利语，立论太高”。因而湘淮虽“本系一家，淮由湘出”，但淮军从建立之初，就与湘军不同。湘军的组建原则是“选士人，领山农”。而李鸿章却急于成军，饥不择食，广收杂揽，以团练、太平军降众和旧有防军为主要吸收对象。李鸿章平时“宽待部将，骄纵士兵”，更养成了淮军诸将“各不相下”，桀骜不驯的军系特征。

曾国藩在督师之初，对淮军将领的才能品性不太了解。与此同时，一些淮军将领对曾国藩的领导风格也不能适应。在他们看来，曾国藩驭下过严，原则性太强，一时难以承受。所以有些淮军将领对曾国藩的命令当面应承，背后却写信给千里之外的李鸿章请示，挑肥拣瘦，推三阻四，因此引起曾国藩的不满。

目下淮勇各军既归敝处统辖，则阁下当一切付之不管。凡向尊处私有请求者，批令概由敝处核夺，则号令一而驱使较灵。以后鄙人于淮军，除遣撤营头必先商左右外，其余或进或止、或分或合、或保或参、或添募、或休息假归，皆敝处径自主持。如有不妥，请阁下密函见告。

但是，仅凭此信认为李鸿章干扰曾国藩的战略部署，希望曾国藩失败，并不能成立。

翁飞分析说，曾国藩对某些淮军将领指挥不灵，这一情形不光是曾国藩不愿意见到，李鸿章其实更不愿意见到。李鸿章对曾国藩一直执弟子礼，对老师基本上能做到以诚相待。早在曾国藩北上之初，李鸿章就预料到这类冲突的出现，因此一再写信请求曾国藩“用将之格少宽”，不断向他介绍诸将之优劣短长，以利主帅与营官之间的磨合。同时，李鸿章也不断积极地做那些淮军将领的工作，要求他们听从曾国藩的指挥。

对李鸿章“用将之格少宽”的请求，曾国藩回答，驭下宽些，他能做到。但是他不会改变他“待下以诚，不以片语欺人”的习惯，以及不以升官为诱饵的做法。他希望以自己的风格去改造淮军，而不是让淮军同化自己。

用将之少宽，尚非鄙人所难，但恐情意少阂，赏罚不当，亦无以惬诸将之心而作其气。尊处如有所闻，望时时密以告我。敝处向待诸将以诚，不肯片语欺人，不重在保人官阶，而在成人美名。似淮军诸将亦渐渐识我性情，乐我教训。

曾国藩对李鸿章一直是坦诚的。即使在那封著名的“通牒信”中，在明确权力原则之外，他也与李鸿章详细讨论潘、刘诸将的优缺点，解释他不改变驭下的原则的原因，说他待这些人，“常存为父为师之心肠，或责之，或激之，无非望子弟成一令名，做一好人耳。”

曾国藩带兵过程中，每在军务、人事上遇到各种麻烦时，李鸿章总是积极地献计献策，帮助排忧解难。凡有重大举措，曾国藩也必先与李鸿章往复函商后再定议上奏。“查阅这一进期二人的奏章，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是能够互相阐发并保持一致的。”李鸿章对曾国藩的某些方案，比如四镇设防等，虽有过不同意见，私下里也发过牢骚，但是没有进行过干扰。因此，在率领淮军的前半程中，曾国藩虽然与一些淮军将领有过矛盾，但是很快就完成磨合，在整个剿捻过程中，他与淮军主要将领的基本关系是良好的。因此，同治五年九月初九日，他在致儿子的信中说：“淮勇不足恃，余亦久闻此言，然物论悠悠，何足深信。所贵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省三、琴轩均属有志之士 ，未可厚非。”

十一月二十一日夜，在已交卸钦差大臣关防后，他在致曾国荃的信中特意说明：“淮军入鄂，请弟殷勤款接，视之如一家眷属。盖年余以来，诸军虽未立大功，而其听我之话，也听少泉之话实无以异。弟若隔膜视之，则将领或疑我平日之不诚。”

在为曾国藩供饷一事上，李鸿章也竭尽全力。曾国藩之所以安排李鸿章接替他出任两江总督，主要就是为了保证饷源。

为了满足曾国藩的需要，李鸿章甚至不得不横征暴敛，以至一度引起江苏士绅的强烈不满。一八六五年七月，江苏吴江籍的内阁中书殷兆镛和江苏常熟籍的给事中王宪成先后上书抨击李鸿章在江苏“霸术治民”“恃功朘民”“不闻德政，惟闻厚敛”，罪不容诛，导致李鸿章在跻身封疆之后遇到第一次政治危机。

从各方面看，李鸿章全力支持曾国藩，是没有疑义的。

有一种说法，说曾国藩剿捻失败后，曾经长叹说：“撤湘军一事，合九州铁，不能铸错。”又有笔记说他回任之后“绝口不提剿捻军事”。曾国藩把军事权交给李鸿章，是经过深思熟虑，对李鸿章进行长期考察后的决策，不会稍遇风波就轻易改变。他曾多次对李瀚章、李鸿章兄弟说：“若淮勇不能平此贼，则天下更有何军可制此贼？”又说：“观铭、盛之胆、智俱优，潘、刘、幼泉之志力坚卓，似捻众当平于淮勇之手。”这些话应该是出自真心实意。

两个月后，曾国藩在致曾国荃的信中这样说：

少荃宫保于吾兄弟之事极力扶助……弟于渠兄弟务须推诚相待，同心协力，以求有济。淮军诸将在鄂中者有信至少荃处，皆感弟相待之厚，刘克仁感之尤深。大约淮湘两军、曾李两家必须联为一气，然后贼匪可渐平，外侮不能侵。

可见认为曾国藩是因为李鸿章的掣肘而下台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廷寄】：清公文名称，或称寄信、寄信的谕旨。

【怿】：高兴。

【盗汗舌蹇】：盗汗，入睡后汗出异常，醒后汗泄即止的一种病症；舌蹇，迟钝之意。

【关防】：印信。

【将弁】：武官的通称。

【董子正其谊不谋其利】：谊通“义”，言行合乎正义，不谋求个人私利。董子，董仲舒。

【各不相下】：各方相比，不分高低胜负。

【情意少阂】：隔阂；阻隔。

【惬】：满足。

【令名】：好的名声，美名。

【勉强就道】：就道，上路动身。

【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喜欢一个人能知道他的缺点，憎恶一个人能知道他的优点。

【恃功朘民】：恃，依赖，依仗；自负功高。朘民，剥削老百姓。

         摘自张宏杰著《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