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葆桢在做两江总督的时候，上海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条铁路——吴淞铁路。

这在当时是一起轰动性事件，听闻出现了一个“头上冒烟，脚生圆轮的铁家伙”，成千上万的上海人前去看热闹。相对以前的交通工具，火车“舒服不啻十倍，速则且不止十倍”，因此，“国人往来者颇多”。上海商民因为铁路带动了经济发展，导致沿线地价上升，也非常高兴。

然而，中国官方惊惶愤怒，因为此举违反了洋商们与中国官方签订的购地协议。原来上海开埠后，一些西方人提出修筑铁路的计划，但是中国官方的态度并不积极。洋商们认为“想从中国政府得到正式的许可是徒劳的”，只有“先正式买地，然后突然把铁路造起来，也许能受到当局的容忍”。因此，他们向中国官方申请购地时，说是要修筑一条“寻常马路”，结果修成之后，却是一条全长为十四点五公里的铁路。

此举虽然“使中国进入铁路时代”，却明显侵犯了中国的权利。中国官员找洋商理论，洋人又去找李鸿章沟通，李鸿章提供了一个看起来非常理智的处理方案：“由中国照原值买回，另招华商股份来承办……如此办理，洋商资本不致无着，而中国之主权亦无所损，似是两全之法。”中国人出资买下铁路产权，由中国人运营。这一方案兼顾了国体与商业利益，看起来是两全之法。于是，中国政府拨出官帑二十八万两收回了这条铁路，准备自己经营。

然而，身为两江总督的沈葆桢坚决反对。早在李鸿章与英方谈判的时候，沈葆桢就公开放言：“一经收买，即便毁废。”这条铁路收回后，虽然上海商民纷纷请愿，要求沈葆桢保留铁路，但沈葆桢仍然命令立刻停运，并且将它拆掉。

沈葆桢为什么要坚持毁掉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条铁路呢？是因为他极端保守，敌视一切西洋事物吗？并不是。沈葆桢曾经多年主持福建船务，与很多西方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直接共事，因此早就成了当时国内为数不通的洋务通，深知西方科学技术的价值。时人将他与李（鸿章）、丁（日昌）二人并称为“洋务三杰”，说“论今时洋务，中堂能见其大，丁禹生能致其精，沈幼丹能尽其实”。正是在沈葆桢的建议下，中国向欧洲派出了首批留学生。因此，他当然知道铁路对中国的巨大价值。

然而，在那个风气未开的年代，几乎所有与洋人打交道的人或多或少地背负着骂名，沈葆桢的三位老同年（道光二十七年进士 ）李鸿章、郭嵩焘、马新贻（前两江总督）都被骂作“崇洋媚外”。前车之鉴不远，一向特别珍惜自己“名节”的沈葆桢为了避免重蹈老同年的覆辙，在办洋务的过程中总是极为谨慎，怕被人指为汉奸。

所以，这一次，他决定利用拆毁铁路这件事来迎合“舆情”，为自己博得好名声。作为林则徐之婿，他必须不负众望，要在洋人面前表现出民族英雄式的骨气和勇气。

英国媒体得知此事，“痛诋沈幼丹拆毁吴淞铁路”，称其名足与古代入侵欧洲的汪达尔人“同垂不朽”。此时身为驻英公使的郭嵩焘评价沈葆桢的举动说：

而以幼丹一意毁弃铁路，致中国永无振兴之望……。幼丹非不知西法之宜勤求，而从俗之一念中之，委弃其生平不顾。

指沈氏毁弃吴淞铁路，是因为“从俗”一念，也是为了向当时操控政坛的“清流”投怀送抱。

李鸿章的看法与郭嵩焘相近，他也认为沈葆桢之所以拆除铁路，是因为“甚偏愎……不受谏阻，徒邀取时俗称誉”。沈葆桢在吴淞铁路的问题上表现得如此过激，而又坚执不改，实乃其“好名太过”所致。

【官帑】：国库里的钱财。

【汪达尔人】：古代日尔曼人部落的一支。

【偏愎】：偏激执傲。

                摘自张宏杰著《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