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身上最大的弱点，就是执着于争功。打一个不客气的比方，左宗棠就是庄子故事中的那只猫头鹰，而战功则是那只死鼠。直到晚年，这种心态都丝毫没变。然而，晚年曾国藩的心事，早已达到看破功名，跻身圣域的境界。他晚年念念不忘的只有“责任”二字，至于浮名，他确实是可以置于笑谈中的。

失和之后，曾国藩从来没有说过左氏一句坏话，私下里也不怎么对人谈论他与左氏的是非短长，他真的做到了“相忘于江湖”。

然而，左宗棠停止不了对曾国藩的评论。曾、左失和，是当时天下人都关注的一桩大事。爱护自己的名声如同眼珠一样的左宗棠当然十分重视别人因此对他的评价。然而，天下左曾而右左者居多，一是因为曾国藩的为人居心久为人所知，二则曾国藩毕竟算是左宗棠的恩主，在传统社会，忘恩负义是一件怎么讲都以周全的事。左宗棠对此当然郁闷殊深。

因此，他一定要为自己辩解。所以许多笔记资料都记载，曾、左失和之后，左宗棠每见一人，都要谈他与曾国藩关系的来龙去脉。每谈此事，则必“大骂”曾国藩。

曾国藩的部下薜福成就这样记载说：

文襄每接见部下诸将，必骂文正。然诸将多旧隶文正者，退而愠曰：“大帅自不快于曾公斯已矣，何必对我辈烦聒？且其理不直，其说不圆，聆其前后所述，不过如是。吾耳中已生茧矣。”

同年五月，郭嵩焘写给曾国藩的一封信也验证了薜福成的这一说法。

“退庵言在营日两食，与左君同席，未尝一饭忘公，动至狂诟。”

左宗棠一提到曾国藩就“国骂”“三字经”不离口，斯文中人的左氏无论如何都不至于把自己降到一个村妇的水平。薜、郭二人所描述的，不过是左宗棠批评曾国藩时的痛快淋漓而已。为了证明自己正确，左宗棠势必要列举曾国藩一生用兵用人、为人处世之错误，之庸劣，之不可理喻。谭伯牛在《战天京》一书中也精辟分析：左宗棠说话素来夸张激烈，如此凌厉的指责施诸大家以圣人视之的曾国藩，固不免骇人听闻，以为“大骂”“狂诟”。

曾国藩采取了如下的策略：

一是要求自己的亲朋好友及家人不要回击左宗棠，避免火上浇油，反而鼓励他们尽量与左宗棠搞好关系。他一再赞扬李鸿章：“阁下不与左帅争意气，远近钦企（仰慕）”。并说这是李进德甚猛的表现。他还嘱咐自己的儿子，不要因此与左、沈等人交恶：“余与左、沈二公之以怨报德，此中诚不能无芥蒂（细小的梗塞），然老年笃畏天命（尽人事听天命），力求克去褊心忮心（心胸狭窄、猜忌）。尔辈少年，尤不宜妄生意气……着不得丝毫意见。切记切记。”

二是对左宗棠的攻击不闻不问，不予回答。

曾国藩收到郭嵩焘的信后，并不生气，盖这早在他意料中。他在回复郭氏的信中委婉地说：

左公之朝夕诟詈（骂），鄙人盖亦粗闻一二，然使朝夕以诟詈答之，则素拙于口而钝于辨，终亦处于不胜之势。故以不诟、不詈、不见、不闻、不生、不灭之法处之，其不胜也终同，而平日则心差闲而口差逸。

年来精力日颓，畏暑特甚。虽公牍最要之件，浏览不及什一辄已弃去，即贺禀谀颂之尤美者，略观数语，一笑置之。故有告以詈我之事者，亦但闻其绪，不令竟其说也。

也就是说，我早就听说左公早晚不停地骂我。然而如果让我也这样骂他，我口笨心拙，肯定骂不过他。不如以一不骂、二不听、三不管的办法处理，结果也一样是 “不胜”，但省心省力。老来精力日颓，正事还忙不过来，听那些颂扬我的话还听不过来。所以有人告诉我别人骂我的事，我只听个大概，不让他们说完。

曾国藩的回信不温不火，你可以说他达观，可以说他淡然，也可以说他幽默，他相信自己的拙诚终能白于天下，不必浪费精力与左宗棠争无谓之口舌。

         摘自张宏杰《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