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曾国藩的心事，早已达到看破功名、跻身圣域的境界。他晚年念念不忘的只有“责任”二字，至于浮名，他确实是可以置于笑谈中的。处理天津教案，他分明就是以自己的名声为代价，换得了国家的平安。曾氏死后，他的老朋友欧兆熊写了一副挽联，其下联曰：

省身留日记，读到获麟绝笔（孔子因东狩麒麟，从而绝笔春秋的典故，这里说欧公读懂了曾公留下的笔记），将汗马勋名（指汉武帝西征大宛的伟业），问牛相业（指古代名相邴吉一生事业），都看作秕糠尘垢，开拓万古心胸。

 这一下联有拔高，但据事实不远，应该说是读懂了曾国藩的心胸。

虽然一直不断挨左宗棠的骂，对左氏之才，曾国藩却一直赞不绝口。在听说左宗棠将要西征之时，曾国藩与吕庭芷之间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曾国藩问吕庭芷：“你对左宗棠怎么看？请平心论之。”

吕庭芷虽然明知曾、左二人恩怨，但更深知曾国藩的为人，因此坦率地回答：“其处事之精祥，律身之艰苦，体国之公忠……窃谓若左公之所为，今日朝端无两矣。”

陈其元在《庸闲斋笔记》中记载，曾国藩闻听此言，击案而起，双目放光，大声说道：

“诚然。此时西陲之任，倘左君一旦舍去，无论我不能为之继，即起胡文忠(指胡林翼，谥号文忠)于九原(泉)，恐亦不能为之继也。君谓为朝端无两，我以为天下第一耳。”

这就是“曾国藩心目中时刻有左宗棠”的最好写照。

二人心术差距如此之大，曾国藩自然就成了庄子故事中的那只鹓。曾国藩刚回两江，左宗棠就涨红了脸，坚起羽毛，怒目而视，发出吓人的喝叫，一何可笑。直到曾国藩的举动大出意料，左宗棠才意识到，他误解了曾国藩。他突然发现，做了几十年的朋友，自己其实一直没有真正理解曾国藩。

至此，左宗棠第一次对曾国藩产生了发自内心的敬重和钦佩。在此之前，左宗棠一直戴着“科举情节”和“瑜亮情节”这两副有色眼镜，认为曾国藩是一个以术制人的伪君子，这时才彻底推翻了自己的判断。这是曾、左关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思来想去，曾国藩做得如此漂亮，我左宗棠也要表现得更为潇洒。于是，在总结自己的剿捻之功时，他把大半功劳推让给了曾国藩的老部下刘松山，并由此对曾国藩大加推许。在奏折中，他这样说道：

臣尝私论曾国藩素称知人，晚得刘松山尤征卓识。刘松山由皖、豫转战各省，曾国藩尝足其军食以相待，解饷一百数十万两之多，俾其一心办贼，无忧缺乏。用能保垂危之秦，救不支之晋，速卫畿甸（京城地区），以步当马，为天下先。即此次巨股荡平，平心而言，何尝非刘松山之力！臣以此服曾国藩知人之明，谋国之忠也，实非臣能所及。……合无仰恳天恩，将曾国藩之能任刘松山，其心主（重）于以人事君，其效归于大裨（益处）时局，详明宣示，以为疆臣有用人之责者劝。

在奏折中，他还谦虚地说自己十余年前就认识刘松山，却没有发现他的才干。

公开是这样讲，私下里左宗棠在写给儿子们的信中解释自己上这样一道奏折的动机时说：

吾近来于涤公（曾国藩，号涤生）多所不满，独于赏拔寿卿（刘松山字寿卿）一事，最征卓识，可谓有知人之明、谋国之忠。……此次捻匪荡平，寿卿实为功首，则又不能不归功于涤公之能以人事君也。私交虽有微嫌，于公谊实深敬服，故特奏请奖曾，以励疆吏。大丈夫光明磊落，春秋之义，笔则笔，削则削，乌能以私谦而害公道，一概抹杀，类于蔽贤妒能之鄙夫哉？人之以我与曾有龃龉者，观此当知我之黑白分明，固非专闹意气者矣。

左宗棠以为这样一道奏折会显露他“大丈夫光明磊落”的胸怀，“当知我黑白分明，固非专闹意气者矣”。不想，此奏一出，读者惊疑。官场中人都一时转不过弯，闹不明白左宗棠为什么突然出现这样大的转变。中国人习惯于阴谋思维，于是一致公认左氏动机不纯，他借扬曾以扬刘松山，扬刘松山也就是扬自己，扬自己则是为了贬低李鸿章。

曾国藩也是这样推测。十一月初七日，他在致郭嵩焘的信中说：“左帅表刘寿卿之功，谬及鄙人，论者谓其伸秦师（指左所统率的军队）而抑淮勇，究不知其意云何也。”

真是无可奈何。

       摘自张宏杰著《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