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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木兰的“名人效应”

(2020-07-11 15:58:24)
南北朝时期,诞生了一首叙事长诗,叫《木兰辞》。诗中叙述的是,北方游牧民族柔然,不断南下骚扰北魏。为此,北魏政府规定,每家都要出一名男子,参军杀敌。其中有一户姓花的人家,花老爸年事已高,儿子尚幻,年龄合适的,只有一个待字闺中的女儿花木兰。这样的家庭成员构成,既完不成朝廷下达的政治任务,又实现不了老花家“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家庭梦想。怎么办?好办!“花姑娘”花木兰挺身而出。她当机立断,决定女扮男装,替父从军。从此,花木兰便开始了她长达十几年的军旅生涯。
花木兰的“名人效应”


长年累月地战斗在边关一线,对于很多男人来说,都是件很艰苦的事情。而对于“花姑娘”花木兰来说,她不但要与战友们一起打仗、杀敌,还要长期与一帮大老爷们生活在一起,而且要时刻注意隐瞒自己的女儿身。可想而知,这种艰难程度,远不是一般从军打仗的普通军人所能比拟的。

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花木兰不但成功地隐瞒了自己的女儿身,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军人使命,而且还立下了赫赫战功。她的光辉事迹,连皇帝都感动得不行不行的,非要调她到中央有关部门工作。但花木兰不为所动,请求皇帝批准自己转业回乡,去孝敬她那年老体衰的父亲。

从此,花木兰就成了最受中国人民尊敬的女性之一。她深明大义,爱国爱家爱老爸,把自己的青春奉献给了祖国的边防事业。功成名就之后,她又不慕虚荣,甘心情愿地放弃高官厚禄,回到家中做一个侍奉老爸的乖乖女。她的光辉形象,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勤劳、善良、机智、刚毅、淳朴的优秀品质。她不但产生了巨大的“名人效应",更是千百年来人们争相传颂和学习的好榜样。

在千百年来轰轰烈烈地“向花木兰同志学习”的运动中,涌现出了无数个先进模范人物。其中最有代表性的,非清朝的陈家姑娘莫属。

清朝的这位陈姑娘虽然是个姑娘,但却不是“花姑娘”。因为她不但面容黑丑,而且身高体胖,体重严重超标。但是,这位姓陈的“沉姑娘”却从小就是“花姑娘”花木兰的粉丝,花木兰的故事总是让她热血沸腾、心潮澎湃。像花木兰一样参军杀敌,成了陈姑娘一直以来就刻骨铭心的追求与梦想。

有志者,事竟成。经过一番努力,陈姑娘终于如愿以偿地女扮男装参了军(当然,她的女扮男装一定比花木兰省事)。

一开始,陈姑娘在军中做一个不起眼的小马倌。由于她胆大心细的性格,领导把她派到了前线。结果,到了前线的陈姑娘仿佛如鱼得水,屡立战功。由于她的出色表现,她被赐“巴图鲁”,并晋升为军中提督。

职务升了,地位变了,待遇就得提高。这是咱们中国人的光荣传统,由陈姑娘变成的陈提督也不能例外。于是,上级便给陈提督配备了一位姓朱的秘书。虽然陈提督是个粗黑丑的大姑娘,但朱秘书却个嫩白美的小鲜肉。本着“有事秘书干,没事干秘书”的原则,小鲜肉朱秘书不久就被陈提督“和谐”了。“和谐”的过程很美好,但“和谐”的后果很严重:陈提督怀孕了!纸包不住火,陈提督这回实在无法隐瞒自己是陈姑娘的事实了,只好向上级领导左宗棠自首。

左宗棠闻听,又惊又怒。因为这样的事发生在自己的队伍中,自己是一定要负失察的领导责任的。要不说左宗棠就是左大人呢。惊怒之余,他冷静下来,马上想到了一个万全之策:把陈提督和朱秘书的身份互换。从此,陈提督就成了陈秘书,而朱秘书则成了朱提督。

但是,成了朱提督的朱秘书可不是以前的朱秘书了,朱提督怎么还能看得上容貌实在令人发愁的以前的陈提督现在的陈秘书呢?于是,朱提督另外娶了两房小妾,对陈秘书实行起了家庭冷暴力。陈秘书忍无可忍,带着两个孩子(生二胎的时候没给咱信儿)离家出走,从此消失在茫茫人海中,也从此消失在了历史的地平线上。

陈姑娘曲折离奇的人生经历,说明了一个道理,那就是:英雄模范人物值得我们去学习,向英雄模范人物学习,也是我们的义务。但在向英雄模范人物学习的同时,我们既不能条件不够使劲凑,也不能“邯郸学步”,更要注意“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否则,很可能就有“东施效颦”之嫌。

是的,英雄模范人物不一定、也基本上不会是完人。也就是说,无论多么完美的英雄模范人物,也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和不足。尤其是对于花木兰来说,她犯的不仅仅是错误,而是“犯罪"。因为按照当时的法律现定,花木兰替父从军,不但犯了女子从军的罪,也同时犯了冒名顶替的罪。若不是皇恩浩荡,念及她的英雄事迹,花木兰犯的这两项罪行,数罪并罚足以令她身陷囹圄,甚至杀头。

花木兰的英雄事迹感染了无数人,花木兰的“名人效应"也从未停止发挥作用。但是,人们只顾着学习她的英雄模范事迹了,却忘记了她犯下的两项"罪行"。甚至,竟然还把她犯下的这两项“罪行″直接当成了她的英雄模范事迹,不断地加以讴歌、学习与践行。当然,替父从军的人凤毛麟角,但冒名顶替的事却从未间歇。

花木兰的“名人效应”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有个人物叫牛浦郎。牛浦郎父母早亡,从小就跟着开香蜡店的爷爷打杂学徒。但“小儿郎”牛浦郎却对做生意毫无兴趣,他向往的是“背着书包上学堂”。于是,他便经常用从店里偷来的钱买书,业余时间就跑到甘露寺去读书。寺里的老和尚十分喜欢这份勤奋好学的“小儿郎”,并答应日后送他一本好诗集给他读。

原来,有个牛布衣曾经在甘露寺借住,后来因病身亡。临终前,牛布衣把自己的两本诗集送给了老和尚。如今,老和尚见牛浦郎勤奋好学,就把牛布衣这两本诗集转赠给了牛浦郎。牛浦郎拿起诗集一读,“不觉眉花眼笑,手舞足蹈的起来。”但是,牛浦郎如此喜形于色,并不是因为他被牛布衣的诗集内容所感染,而是从牛布衣的诗集中发现了出人头地的奥秘。他发现,牛布衣那些诗的题目,不是“呈相国某大人”,就是“怀督学周大人”。于是他暗暗想到:“可见只要会做两首诗,并不要进学、中举,就可以同这些老爷们往来。何等荣耀!”他还发现,牛布衣的诗集只写了“牛布衣”,“并不曾有个名字,何不把我的名字含着他的号,刻起两方图书来印在上面,这两本书可不算我的了?”

从此,不但牛布衣的两本诗集成了牛浦郎的了,而且连牛浦郎本人也直接冒名顶替成了“牛布衣”,也从此开始了他通过冒名顶替而招摇过市的生活。他的名字是冒名顶替的,他的履历是冒名顶替的,他的两本诗集是冒名顶替的,他的秀才身份是冒名顶替的,就连他做黄家女婿也是冒名顶替的。通过这一系列冒名顶替,牛浦郎虽然没发展成正科级的什么委员,但也居然“弄起几个钱来”。

正在牛浦郎通过冒名顶替而春风得意的时候,东窗事发了:真的牛布衣的老婆牛奶奶找上门来了。牛奶奶见了这个冒名顶替的“牛布衣”,怒火中烧,以“谋杀罪”将牛浦郎告上了法庭。但是,审案的知县却是个糊涂蛋。经过他的胡乱一审,原告牛奶奶竟然成了罪人,被解往绍兴;而被告牛浦郎却无罪释放。牛浦郎逢凶化吉,从此,更加名正言顺心安理得的做他的牛布衣去了。

牛浦郎冒名顶替“牛布衣”顶替到什么时候,书中没有交待。但牛浦郎冒名顶替的事业,却像陈姑娘继承花木兰的事业一样,不断地被人继承,并推陈出新,发扬光大。就拿这一阵子来说吧,一大批冒名顶替上大学的人被揭露出来。当然,这些冒名顶替上大学的人会像陈姑娘那样黯然离场,还是会像牛奶奶那样被倒打一耙,还是像牛浦郎那样继续他们冒名顶替的事业,那就骑驴看唱本一一走着瞧吧。

这种冒名顶替的事业生生不息,足以说明花木兰的“名人效应”有多大。不过,咱得把话说明白,之所以把冒名顶替的事业叫做花木兰的“名人效应”,只是我借用了花木兰的“名人效应”而已,决没有污损英雄模范人物的意思。在此,本人郑重声明,拒不接受一切颜色和尺寸的帽子。

而且说到底,不是花木兰的“名人效应”造就了千千万万个牛浦郎这样的冒名顶替者,而是千千万万个牛浦郎这样的冒名顶替者,激活了花木兰的“名人效应”,并不断地发酵、放大。直到如今,仍然生机盎然。

那么,花木兰的“名人效应”为什么仍然生机盎然?冒名顶替的牛浦郎们为什么仍然后继有人?说到这儿,不由得令我想起吴研人在他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那段话:

“原来贾冲在定海镇衙门混了几年,他是一心想要做官的,遇了人便打听,又随时在公事上留心。他虽然不认识字,但是何处该用朱笔,何处该用墨笔,咨、移、呈、扎,各种款式,他都能一望而知的了。并且一切官场的毛病,甚么冒名顶替、假扎假凭等事,是尤为查察的烂熟于胸。”

明白了。原来,只所以从古至今有那么多冒名顶替的牛浦郎们,原来这是“一切官场的毛病”。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假如有人冒名顶替吴研人,把他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改成《二O二O年目睹之怪现状》(只改题目不改内容),一定也会成为畅销书。因为一百年前那二十年的怪现状,与二十一世纪前二十年或以后若干个二十年的怪现状,没什么两样。包括冒名顶替,以及之所以产生冒名顶替的原因等各方面的怪现状,相信现在的读者读来,仿佛就是刚刚或即将发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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