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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唐在其国势最鼎盛的930年前后,其疆域东到海滨,西括陇右、川蜀,北带长城,同时南越江汉南方诸国除南吴、南汉外皆奉后唐正朔。从战略角度分析,北部和西部边境有充足的马场,长江和黄河之间的人口密集、经济发达区域提供了钱粮和人力,巩固的山西基地能有效的遏制北方游牧民族的袭扰,沙陀人本身又能骑善射、骁勇善战,完全是有几乎重新统一国家。
然而,后唐在这种极为有利的优势之下,非但没有达到统一的目标,反倒迅速灭亡,究其原因,乃是选错了学习和模仿的对象!
李存勖的父亲李克用和爷爷李国昌,与大唐王朝的关系异常紧密,甚至可以说是其率领的沙陀骑兵帮助大唐王朝延长了寿命,而大唐投桃报李,给予高官厚禄和山西的地盘,并赐予国姓。如此一来,李存勖便以唐朝的正统自居,希望能通过自身努力重新统一天下,再现大唐雄风,例证有如下几点:1,,李存勖在攻灭梁朝之前,一直延用唐昭宗时的“天祐”作为年号,拒绝承认朱温的梁朝;2,李存勖并没有按传统以自己的王号“晋”作为新朝的称号,而是采用“唐”作为国号;3,李存勖立国之后,在制度上几乎完全照搬了唐朝。
然而,无论是李存勖本人,还是李国昌和李克用,介入大唐内部事务之时已经是大唐王朝日薄西山之时,其所见所闻的一切非但没有促成大唐兴盛的因素,反倒有造成了晚唐朝廷衰弱无力的根源,诸如宦官把持朝政,宰相为首的官僚集团与藩镇之间分分合合,以便与宦官争权。
李氏家族起家是在军事领域,故而对汉文明的理解和掌握程度不够,导致分辨不出唐朝的制度哪些是好哪些是坏,更没有从无到有的创造能力,只能采取拿来主义。
可惜的是,李存勖所照搬的唐朝制度,是晚唐的,既非塑造了“贞观之治”的初唐,也不是催生了“开元盛世”的中唐。于是乎他重用宦官,推行加重百姓负担的税赋制度,任用保守的官僚,并且宠信伶人,放任后宫妇人干政,政出多门,莫衷一是,结果自然是政局混乱,内外交困。
用现在的话说,方向比努力更重要,李存勖虽然是勤奋努力的好学生,可惜选错了学习的对象,结果自然只能是功败垂成,身死国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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