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殿兴谏“维护清誉”书

郑殿兴

王乾荣副会长的文章《维护铁志清誉》（载《北京杂文》2018年第1期），早就读过了，因故未能细品。后再读之，竟联想多多疑问顿生了：维护清誉，单单是“维护铁志清誉”吗？

“单单是”之问，意为不单是——在“维护铁志清誉”之外，还有谁的“清誉”要维护呢？

首当其冲的，自然是“维护梁衡清誉”了！梁先生发在《人民日报》的大作——《为什么不能用诗作报告》，获全国首届“鲁迅杂文奖”金奖且是打头的，是理所当然、当仁不让的！可我，却不知深浅口出狂言，谓其题材属个案、论证有硬伤……（详见《郑殿兴上L秘书长书》——《北京杂文》2017年第1期）。《北京杂文》在发这篇稿子时（在“编者的话”）里曾一再恳请梁先生“下赐尊作”“发表睿见”，可人家只回了句“（此作）“非……自己所推送”，就再不吭声了。

我想，梁先生以“非自己推送”来搪塞、推脱，虽不很大家、不很地道……但默认这篇杂文有错儿，就得了呗。可我很快发现，这想法儿忒天真、忒幼稚了！不久，梁先生便以一种无声方式“吭声”了——将《为什么不能能用诗作报告》“自己推荐”进《杂文百家代表作》（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主编汪金友 、雷长风）了，而且仍是打头篇什。天呀！这是梁先生向世人郑重宣告哎：《为什么不能用诗作报告》“就是好，就是好”！你这样的小吏想反也反不了！

在《杂文百家代表作》里，“鲁迅杂文奖”的许多评委（尤其是评委会主任、副主任）的代表作，都在其中都在其名下呢——人家，都跟“没事人”一样，都未（公开）对这篇杂文说过半个不字儿。唉，这就是杂坛的现实、现状（至少是之一！）——在这些现状的后面，潜伏着的不外是这样的话语：你的批评即便无误、正确、科学……俺也不会跟着你吆喝，你算老几呀？

那时的梁先生，心里一定坦坦的，脸上也多会露出不屑来：这篇获奖杂文，一不是我送的，二不是我评的，我何乐而不“获”？何乐而不“荐”呢？你们，就是这样儿、越是这样儿……我也不会……唉，让我瞬间想起的，只能是那句不很高雅的“吃孙、喝孙、不谢孙”了。

如此种种，让我心里突然一闪念了：莫非，真是我无端发难，污人清白了？受“维护铁志清誉”启发，“维护梁衡清誉”便随之萌生了！这个维护，是一举两得啊！一旦维护了梁衡先生“清誉”，“鲁迅杂文奖”评委的“清誉”便也一并维护了呀。

二呢，是“维护会长清誉”。在吴营洲先生笔下，曾有“一哨人马”“新基调骁将”之语——那些被点为“一哨人马”“新基调骁将”者，皆为北京或全国杂文学会会长、副会长（详见吴营洲先生的文章《当代杂文三十年：“新基调”PK“鲁迅风”》——《 北京杂文》2015年第3期）。

对此语此言，李庚辰会长极反感、极不赞同。在《长期困扰杂文界的一个伪命题——指谬《“新基调”PK“鲁迅风”》》（《北京杂文》2015年第3期）里，调侃且不无讥讽地说：“鄙人竟被营洲同志封为‘新基调骁将’，如此抬举，出我意外，恐怕也出众多杂文界朋友的意外！”

“意外”？有啥好“意外”的？譬如我，便无“意外”之感——虽然，我不敢冒充啥朋友……

“新基调”发明者刘甲先生，是北京市杂文学会副会长、顾问，还是《杂文界》（北京版）主编……加之“三八式”老编辑，加之身在唯一大报之“屋顶”……虽谈不上地位、声誉极显、极高，却也是位非同小可的人物。就是这样一位人物，高喊要“要警惕和克服鲁迅式杂文基调的积习”，相继出书三部力推“新基调”的！“新基调”，究竟是个啥调调？歪调调嘛：贬低鲁迅、虚化批评，强调杂文只能以“歌颂”为基调，不是导向错误的歪调调又是啥？能是啥？有人总说他动机好——动机好又怎样？好上加好又怎样？凡有害杂文事业的歪调调，就该共讨之、共诛之！倘这个歪调调真畅行无阻了，中国杂文还能有多大的生存空间、发展天地呢？

对如此歪调调，您说您“明确表达过对刘甲一些观点的异议”，还说“在北京市杂文学会里，还从见过有一个人发言或撰文支持或呼应过刘甲的观点”，我坚信，您所说的是真的，是实话。可是，作为杂坛领袖，您只在一定范围、一定领域表达的“异议”，称得上全面、彻底、鲜明……否定“新基调”吗？那些对“新基调”一直旁观“不语”者，与这个全面、彻底、鲜明……否定“新基调”就更相距十万八千里了吧？

您还说：“对刘甲的‘新基调’说法，我没有深入研究。”继而，您又说了：刘甲“不至于忽然昏庸到全盘否定鲁迅、全盘否定杂文的批评。”唉！这时候作如此“慨叹”，有劲吗？啥心态呀？莫非，不“全盘否定”就可忽略不计了？就值得同情了？倘或，您发现或觉得有人夸大刘甲之错向他泼污了，您该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如王乾荣会长那样，来一篇《维护刘甲清誉》啊！您作为杂坛领袖，“没有深入研究”（“新基调”），正常吗？对头吗？好意思讲吗？从工作说，您这叫失职；从思想看，您这叫糊涂……

被誉为鲁迅传人、后学楷模的曾彦修先生，花费一年多时间撰写的六万多字的《关于一个“新”杂文理论问题的资料》（《中国新文艺大系.杂文集.附录》），那才叫全面、彻底、鲜明地清肃“新基调”呢！古稀老人的自觉言行，决非“春秋无义战”吧？更非吃饱了撑的吧？两相对比，识见的优劣、觉悟的高下便立显了！您戏言“既不‘支左’，也不‘支派’”，可您作为会长您总会有所支持吧？对曾老揭批“新基调”的言行，您又是怎样肯定、怎样支持的呢？

在上述背景下，冒出些“一哨人马”“新基调骁将”来，意料之中嘛，很可以理解呀，有啥好“意外”的？就算其言辞有些不确，有点儿夸大、夸张，也事出有因、情有可原啊！依我看，首要、当紧的，莫在“意外”上打转转了——您及您的领袖集团都该认真学学曾老的思想、作风，好好进行一下反思吧！倘总是那么居高临下，总是那么“超脱”、总是将之视为“窝里斗”、总是停留在“异议”（或“不语”）上……那么，被“伪命题”困扰的问题，怕真就长期困扰下去了。

你这些话，都是呼应“一哨人马”“新基调骁将”的！

您或谁要这么理解，随便了您！就算您说这是为虎作伥、助纣为虐、拨弄是非……我也不会急、不会恼！由此，“维护会长清誉”的文章，才好有题儿、有理由去作呀。

三是“维护胡昭衡清誉”。在那个“百年纪念会”上，我的发言和会后发表的文章《胡老教我们“讲真话”》（《杂文月刊》2016年第6期；《燕都》2016年第6期），在有些人看来，这些没“戴面具”决无掩饰的真话，都不合时宜、都有损胡老的清誉……这些，就不用细说了吧？

但对“维护铁志清誉”，必须补充几句了：铁志，是才子，是好人，当然的，绝对的！他对杂文事业的贡献，有目共睹；他那篇《屋顶上的山羊》，当代杂文家自省意识的绝世佳作啊！但尽管如此，“维护清誉”也不好过誉：铁志的好人，非曾老那样饱经风雨意志坚强的“罕有的好人”。倘再多说几句呢，便是：铁志……非为国捐躯、非积劳成疾，亦非寿终正寝；铁志的“抑郁”，无遗传之说，后天因素为主吧？是呀！铁志是“三门干部”——家门、校门、机关门（准机关门），忒缺少摔打、历练了！甭说别的，单是他执拗于“毛主席对鲁迅在世……”传说那事儿，就忒书生气了嘛。

万幸，还好，在蒋先生（蒋元明副会长）耐心开导、引导、劝导下，铁志终于觉醒（且还有其它方面的“觉醒”）了，终于认识提高了，终于走上正路了（《北京杂文》2016年第4期；蒋元明先生追念铁志文章《鲁迅.团结》）。

就冲这一条，铁志的在天之灵也该年年向蒋先生拜上三拜了。

……

至此，进谏之言似乎已尽。

但最后的最后，我还是要借段炳仁会长在《应强化杂文理论研究》（《北京杂文》2015年第3期）提出的“对杂文界的各类派别和重大历史事件应有科学的梳理和实事求是的公平的评议”之言，对“维护清誉”进行一下再梳理、再强化：只有不戴有色眼镜、不搞有选择的“维护清誉”……才是真正的“维护清誉”！

补遗：

一、鉴于某种情况、出于某种考虑，在《杂文百家代表作》一书中，我的杂文《合格党员的“格”》也未与《为什么不能用诗作报告》“割席”，抱歉！

二、李庚辰会长是我敬佩的会长，他的杂文——《抹黑雷锋的六种人》，乃声讨历史虚无主义的檄文！相比之下，那些远离实际、好以大言谆谆教导人们者，是不能与其比肩的；那些大名鼎鼎却借机“赞富、污共”者，更是等而下之不可同日而语了。

但“意外”等语，是李庚辰会长“出头”开口的——抱歉！我只能“枪打出头鸟”了。因为，那句名言一直在激励我：我爱我师，但我更爱真理（大意）。

三、李斯的谏逐客书，是写给秦王的——您的“谏‘维护清誉’书”，是写给谁的呢？其实，写给谁的已经显现或隐现在“谏书”字里行间了。但为避免误会计，就赘言一句吧：（主要是）写给京城杂文学会诸会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