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殿兴先生在《我们的杂文 我们说——杂文选「蒿香集」自序》（载于杂文月刊 2017年12月上）一文中说：“……杂文是匕首、投枪，也可以是银针、良药，更可以是鲜花、掌声……倘仅仅停留在‘抨击’上，怕会有碍杂文目的终极性、根本性的实现吧？”

此话很是令人困惑。

困惑一，杂文是匕首、投枪，银针、良药，早已是定论，无需多言。但是，说杂文是鲜花、掌声，而且加了一个“更”字，实在难以苟同。很显然，郑先生在文章中所说的鲜花与掌声，是指单纯意义的表扬与赞赏。千古文章，内容体裁百态，表扬与赞赏之文多去了，但绝非是杂文。杂文的本质是批判，当然，郑先生在文章中称之为“抨击”，亦未尝不可。批评也好，抨击也罢，都同单纯意义上的表扬与赞赏是两回事。笔者虽然阅历有限，但杂文尤其是经典杂文，还是读过一些，还从未见识过单纯意义的表扬与赞赏之“杂文”。相反，倒是读过一些看似表扬与赞赏，实则辛辣讽刺的杂文。表扬信写得再有文采，上升到文学作品高度，充其量也只是散文，不是杂文。笔者尚未拜读郑先生的《蒿香集》，实在想象不出单纯意义的表扬与赞赏“杂文”是什么样式，这是困惑一。

困惑二，不明白郑先生所说的“倘仅仅停留在‘抨击’上，怕会有碍杂文目的终极性、根本性的实现吧？”

什么是杂文的“终极性、根本性”？杂文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敏锐的洞察力，从不同的视角，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剖骨析髓，穷形尽相；针砭时弊，矫正世风；鞭挞腐败，倡导清明。其作用有目共睹，何时“有碍杂文目的终极性、根本性的实现”了？难道除此之外，杂文还有别的作用么？郑先生没有说明，笔者不好胡乱猜测，这是困惑二。

笔者以为，写什么，怎么写，是每个作者的权利，作者可以用不同的文体，抒发不同的情怀。一辈子只写吟风弄月，或只写“羊羔体”，也可以成为作家，也不耽误获奖。单纯意义的表扬与赞赏之类文章，亦是文学百花园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杂文不同，“即使要悦目，所要的也是耸立于风沙中的大建筑，要坚固而伟大，不必怎样精；即使要满意，所要的也是匕首和投枪，要锋利而切实，用不着什么雅。”（鲁迅《小品文的危机》）

杂文不是杂货筐，不能什么都往里装。如果筐里只是装了一把生了锈的投枪，钝了刃的匕首，其余的是些瘙痒的按摩器，助兴的小喇叭，以及鲁迅先生在《小品文的危机》中罗列的那些“小摆设”，然后在筐外贴上“杂文”的标签，“即使热心者竭力指点，也不过令观者生一种滑稽之感。”（鲁迅《小品文的危机》）

一个肿瘤疾病患者，需要鲜花的慰藉，更需要切除肿瘤的手术刀。杂文就是切除社会痼疾的手术刀。鲜花代替不了手术刀。所以，“鲜花”开得再鲜艳；“掌声”鼓得再热烈，被郑先生称为“抨击”的杂文，也大可不必汗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