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4

鲁人为长府。闵子骞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笔者注】本章讲的是社会治理的常见病——瞎折腾。朱熹《论语集注》：长府，藏名，藏货财曰府。为，盖改作之。贯，笔者认为指的是钱。鲁国人把国库重新翻修了一遍，里面的东西没有变，盛得还是原来那些钱，没有增加什么。孔子师徒认为，这是瞎折腾，劳民伤财，一点用处也没有。

这种瞎折腾反映出一个现象，就是当时的社会治理很不合理，权力的行使没有章法。只要把权力授予某一个人，这个人就拥有了处理所管辖事物的一切权力，他想怎么管理就怎么管理，今天看这里不合适，就修修这里，明天看那里不顺眼，就动动那里。即使前任刚修好，没有必要修，他也不管，新建筑直接拆掉，新马路直接挖空，把一切推倒重来，要让自己的辖区留下自己的痕迹。即使浪费的钱财再多，也无人问津。只有上面发话了，把政策收紧了，他才肯罢手。如果上面的政策一放松，他马上开始恣意行使他的权力。如此陷于一个社会治理的怪圈——一抓就死，一放就乱。所谓一抓就死，就是抓得太紧了，一抓到底，往死里抓，必然导致社会活力丧失。所谓一放就乱，就是放得太宽松了，一放到底，什么也不管了，必然导致社会秩序混乱。当然，这个社会治理怪圈的主体不仅包括各级官吏，也包括其他社会主体。

其实，这个怪圈并不怪，就是当时社会治理的思路所致。前一个极端出现的原因在于，人们太想把社会治理好了，不惜动用一切手段，想把所有的不良现象一网打尽，想把所有的错误清除干净，哪怕一点小错误，也要追究到底。为此，要把人们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都检查一遍，哪怕思想上的一点苗头性问题，也要管住。因为，人们违法犯罪这些大错误，都是由小错误发展变化而来的，把小错误管住了，就不会犯大错误了。这个想法当然好。孔子等人何尝不想把一切不良现象扫除干净，把社会环境完全净化。但是，这个想法在社会现实中却难以实现。社会不良现象太多了，人们根本管不过来。如果一万件不良现象，人们只处理了其中几件，其效果与一件不处理查不了多少。如果一万件能处理一半左右，人们就会重视起来。但是，社会的不良现象岂止几万件？需要投入多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才能管得住一半？人们必须承认，社会治理的能力是有限的，权力的触角是有限的，人们永远达不到禁止一切不良现象的境界。即使耗费了巨大的人力财力物力，把某些不良现象表面上消除得差不多了，也无法彻底地把不良现象消除掉。看到的，仍然不过是表面。但是，采取这些非常手段取得局部成功的同时，却严重限制了社会主体的活力。人们变得唯唯诺诺，大气不敢出，话也不敢说，总担心某一句话说得不对，又犯了什么苗头性错误，受到追究、牵连，丝毫没有安全感。人人自危使大家没有心情没有精力去发展去创业。社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当那时的人们发现这么做不行时，就又走向另一个极端，把一切都放开，该抓的不抓了，该管的不管了。人们一下子没有了约束，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法律法规得不到重视与执行，社会很快进入混乱无序的状态。社会虽然得到了快速发展，却是乱而无序的疯长，当达到一定程度时，仍然导致社会发展停滞不前。这就是“一放就乱”产生的原因。

笔者认为，要解决孔子时代的这个问题，可以采取的策略是，依法治理，抓大放小。即用法律制度将不允许的事情规定清楚，给大家一个明确的法律界线，从而把大的违法犯罪的事抓住，小的够不上违法的事放开。抓，用法律进行保障；放，用法律进行制约。法律允许范围内的小事，危害性不大，即使不对，也不要去追究它。将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起来，运用好，对法律不允许的大的事情追究到底。这样一来，社会的总体秩序不会出现大的混乱，同时，人们的手脚不会被结结实实地捆住，依然保持活力。

如果鲁国的法律制度能够对官吏的职权作出比较明确的界定，官吏就不会瞎折腾，也就不会发生乱翻修国库等劳民伤财的现象。

    【笔者译】鲁国人重新翻修了国家的财库。闵子骞说：“里面盛的还是原来那些钱，新翻修了又怎么样？（钱又没比以前多。）有什么必要进行翻修改建呢？一点用处也没有，劳民伤财。”孔子说：“看呀，闵子骞这个人平时不怎么说话，一开口说话就说到点子上，切中要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