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杨沫1936年和马建民结合，到1985年马建民去世，他们的婚姻存续整整半个世纪。

幸福吗？作为他们的儿子，老鬼写出了一段不幸的、痛苦的、失败的婚姻，还哪里有“幸福”可言！老鬼写杨沫和马建民结婚不久就感情不合，两人分多聚少，貌合神离。

杨沫日记透露对马建民的意见是不爱她，冷漠，不和她住一个房间。

这种现象背后，使我们体会到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厌烦。为什么会厌烦？杨沫一来感情充沛容易转移，曾经在心里爱上这个爱上那个，虽然理智上知道有丈夫有孩子，并没有怎么样，但是，不会不露出蛛丝马迹，丈夫马建民会没有反应？

二来，杨沫脾气不好，大概是歇斯底里型，打、骂孩子家常便饭似的。这些原因足够作为丈夫的马建民厌烦，以至于痛苦、无奈，久而久之冷漠得形同路人。

马建民自己也有毛病，据老鬼写，马建民“抠门”到自己的女儿回家吃饭也要交钱交粮票，一两一钱、一分一厘也要算得清爽。马建民也很暴躁，老鬼就吃过他很多次暴打，杨沫打老鬼时他在一边加油加醋、摇旗助威。

如此，这个家庭培养出来的孩子，天不怕地不怕，仇恨多于温情。

女儿马豁然就写过这样的信，信中称自己的爸爸为“马无赖”“豺狼”“死无葬身之地”等等，仇恨之烈火燃烧，那里还有父女亲情？在婚姻存续的49年中，马建民、杨沫都对对方冷透了心，每人都自顾自地不断变换着异性情人来安抚自己那颗破碎的心了。

一个小气的男人、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两个资历不浅的老革命，却把日子过成这样！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是修养和性格。

老鬼的文字让我们看到，这两个“革命者”，文化不高，修养很差，性格令人讨厌。原来，林道静、江华如果不注重自己的人格修养，不培养出良好的性格，光靠革命热情，是过不上幸福生活的。

只不过这是故事外的故事给予我们的补充认识而已。

六

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杨沫对待自己子女的态度。

杨沫的铁石心肠式的冷酷、暴戾、自私和不近人情达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用老鬼的话来说就是“母亲以自我为中心，很少想着孩子——长这么大没见过母亲干过一件为孩子而牺牲自己的事。”

老鬼的哥哥长期患肠炎经常肚子痛，杨沫认为他在装病，说他“自私卑微”，家里藏的钱不翼而飞，硬赖在哥哥头上，杨沫骂他是“白眼狼”“愚而诈”，哥哥当面顶撞她，她就立即与哥哥断绝一切来往。

三年困难时期，“父母买了不少高级糖、高级点心和高价营养品，但这些吃的都放在他们屋，只供父母享用。他们出门就锁门，不容孩子染指。”

“哥哥和我一样，回到家也吃不饱。他每次主动交粮票，还带病帮父母干活，依旧老挨骂。 

杨沫儿子，作家老鬼

他在清华大学饿昏过一次，回到家里也饿昏过一次。只有到姑姑家，才能吃顿饱饭。姑姑竟然还给过他粮票！跟父母一比，真让人感叹。”

老鬼在内蒙古下乡时被错划为反革命，杨沫处之泰然，老鬼劳改了好几年回来，父母见到他也“只微微点点头，继续坐着，一点不像与孩子多年没见又重逢的样子”。

79年老鬼在北京大学读书，在家和父母发生了一些思想观念上的冲突，杨沫竟然给校方写信，揭发和谴责儿子的言行，要求学校严加管教，必要时给予处分。

七

老鬼的书中还披露了杨沫与她秘书之间的暧昧不清的关系。

杨沫62年以后就常年住在北京香山写作和养病，很少回北京市区的家，83年杨沫以方便接待外宾为由，要北京市委给她在香山盖一个小院，房子很快就盖起了，负责操办此事的是她的一个姓罗的秘书。

早在六十年代杨沫在香山结识了这个姓罗的年轻病人，这个颇有心机的病人怀着对著名作家崇拜，把杨沫吹捧为 “中国的托尔斯泰”，他精明能干，忠心耿耿，赢得了杨沫完全的信任，逐渐走近了杨沫的个人生活，成了杨沫的私人秘书，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能左右杨沫的言行，杨沫也因此和家庭疏远得几乎行同路人，他们之间的关系维持了长达30年之久。

秘书“为方便协助母亲，就堂而皇之地与母亲住在一个院子，连他的户口也上在了母亲的住处。”杨沫和秘书之间的传闻开始流传，

“姐姐小胖最先怀疑，说母亲找了一个面首。老家的侄女也认为，她和那个助手关系不正常。”

我们和老鬼一样，无法去证实他们之间真实的关系和行为，我们只能说，杨沫因为和丈夫关系破裂，和子女关系冷淡，在多年守活寡、受伤害的情况之下，和这个精明的秘书之间产生某种亲密的关系，这种关系也流露出杨沫的某种人性、人心的自然状态，无论发生或者没发生什么，都情有可原吧。

但这个秘书，却把这种关系当作了日后挟制杨沫的武器，凌驾在杨沫的一切家人之上，借杨沫之名谋一己之利，甚至要求杨沫把他作为遗产继承人写入遗书，由于杨沫和这等人搅在一起，使得她和孩子之间的隔膜更深，距离更远。老鬼之所以毫不避讳地写出杨沫和秘书之间的关系，只为了写出一个真实的杨沫。

所幸杨沫最终后悔了自己的轻信，摆脱了秘书的纠缠。

马建民去世4年后的1989年，杨沫经人介绍与小她几岁的李蕴昌结婚。 

老鬼知青题材力作《血色黄昏》

与杨沫分手后，张中行和以温柔贤惠闻名的李芝銮结婚，此后一直相濡以沫，在北京过着清贫的生活。

八

朋友回忆说，张中行精于文物鉴定，自己也收藏了不少所谓“长物”。

后来名气大了，大家都找他来评判旧物真伪；他是来者不拒。

旧物虽真，亦未必能入他的眼，由此也可以知道，他的收藏是精而又精。

北京人艺演出《北京大爷》时，主演韩善续说：“这戏的戏核是祖传的宣德炉，张老爷子不是有一个吗？能不能借我们在戏里用用？”

朋友把这话转告了行翁（张中行），行翁想都不想便说，

“你抱去吧。用完就留你那里。”

朋友急了，误以为他是怀疑自己找个借口来要他的炉。

行翁反而笑了：“我这岁数是该散的时候了。既然你们要用，这件就给了你，那怕什么呢？”

他平日买块烤白薯就当一顿饭，却能随手把价值至少数十万的东西送人，这样的人以后还会再有吗？

朋友终于没有接受他的宣德炉，但已经着实领受了他的馈赠。 

张中行与李芝銮

朋友还回忆说，行公文革后从“发配地”香河老家回到北京，寄住在北大朗润园二女儿的家里。

当时家里人很多，住得很挤。行公每天早上散步锻炼之后，就坐在一个小板凳上，以一个方凳为桌子，开始趴着写作，一写就是一上午，中午休息一会儿。他规定自己每天要写2000到3000 字。

他不会电脑，也没人帮助整理稿子，但他写东西很少改动，常常是一气呵成，文稿很干净。

后来条件好了，他有了自己的房子，还能比较舒展地写字写稿了。

因为饱受老北大精神和民主思想影响，行公崇尚自由和容忍，他说：“心里有所疑就说，是自由；听者不以为忤，是容忍。”

“对不同意见，我一是尊重，二是欢迎，三是未必接受，四是决不争论。”

表现在编辑工作中，就是对作者的尊重。

他一般不轻易改动作者原稿，曾说自己“没有万分把握，不改人家的稿子”。

而后来行公自己的稿子却每每被编辑任意删改，如把“娑婆”世界改为“婆娑”，殊不知前者是佛家术语，指众生烦恼的大千世界，后者是描述舞蹈的形容词。

还有编辑望文生义，将他文章所引的《诗经》典故“七月流火”改成了“赤日炎炎，酷热难当”。 

从左至右：季羡林、吴祖光、张中行

杨沫和张中行在建国后还直接间接打过交道，比较重要的几次有：1958年，杨沫的《青春之歌》出版并被改编为电影和戏剧，影响很大，作为余永泽原型的张中行生活受到影响。

杨沫曾当面向张中行解释，小说是小说，不该当作历史看，张中行当时没说什么，只是心里想，如果我写小说，不会这样写。

后来李芝銮曾表示要找杨沫，被张中行以“不过是小说”制止；

文革期间，专案组找张中行外调杨沫的问题，张中行顶住巨大的压力表示“她直爽、热情，有济世救民理想，并且有求其实现的魄力”，为此杨沫很感动；

1987年，黑龙江的《小说林》杂志第1期登载了《杨沫的初恋》，涉及粗俗的一面，为此引起杨沫激愤的“名誉权纠纷案”，是我国最早的知识产权纠纷之一。

文章的来源是文革期间专案组的调查材料，杨沫却怀疑是张中行暗中指使或者主动爆料，而张对这样的人格猜疑亦难接受；

1994年，杨沫与徐然在学苑出版社出版《青蓝园——杨沫母女共写家事和女性世界》合集，收录了杨沫的长文《我一生中的三个爱人》，张中行认为所述非实，“仍然用小说笔法”，非常生气。 

晚年杨沫

1995年，杨沫因肝癌逝世，张中行获得消息后，表示不参加遗体告别仪式，因为欲见最后一面，是因为“或敬重，或情牵，而现在两者皆无。”所以这“一死一生”的最后一面，他最终还是放弃了。

11年后，2006年，与季羡林、金克木并称“未名湖畔三雅士”的国学大师张中行在北京解放军305医院安然辞世，享年9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