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沫，因为其小说《青春之歌》片段进入中学课本而为人们所熟悉，但人们不熟悉的是作为妻子和作为母亲的她，是如何地不堪

土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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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杨沫，因为其小说《青春之歌》片段可进入中学课本而为人们所熟悉。而人们不熟悉的是作为妻子和作为母亲的她，是如何地不堪。

一

哲学家、散文家张中行先生1909年出生于河北省香河县的一个农民家庭，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后在中学和大学任教。

1949年以后，他一直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任职，从事中学语文教材的编辑工作。

他一生笔耕精勤，著述颇丰，曾参加编写《汉语课本》《古代散文选》等，著有《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月旦集》《禅外说禅》《顺生论》《流年碎影》……

张中行研究国学，逻辑学、哲学，不仅思索老庄、孔孟、佛学，而且研究罗素、培根，这在当代文人中并不多见，其成就令众人仰视。

与张老有半个多世纪交情的好友启功这样评价张中行：“说现象不拘于一点，谈学理不妄自尊大。”

熟悉他的人评价他是性格耿直，心地善良，有长者风范。可张中行一生清贫，85岁的时候才分到一套普通的三居室，屋里摆设极为简陋，除了两书柜书几乎别无一物。

可老人对此却从未有怨言，甚至还为自己的住所起了个雅号叫“都市柴门”，安于在柴门内做他的布衣学者。

曾经有记者采访张中行时问他：“一个人一生之中最重要的情感是什么？”

张中行答曰：“男女之情”，再追问对暮年老人来说最重要的情感是什么时，张中行还是回答男女之情，可见张中行绝对是位多情才子。

张中行先生部分著述

也许正因为一个“情”字，在他与杨沫长达半个世纪的恩怨情仇里，无论外界如何众说纷纭，张中行始终沉默以待。

二

张中行1931年与杨沫相识，在他的回忆里杨沫当时“十七岁，中等身材，不胖而偏于丰满，眼睛明亮有神。

言谈举止都清爽，有理想，不世俗，像是也富于感情”。

杨沫因为反对包办婚姻谋自立，托人请张中行帮忙，到了香河县立小学教书，之后二人鸿雁往来，1932年春，杨沫从香河回到北京，就和张中行同居在北京沙滩大丰公寓。这是张中行弥足珍恋的一段生活。

杨沫的三妹、电影明星白杨的这个艺名还是张中行给起的。

白杨考上北平艺专后，就请有学问的姐夫给起个名字，张中行就在他最喜欢的《古诗十九首》中取“白杨何萧萧”一句中的“白杨”二字为名。

不过，后来白杨曾经多次劝杨沫离开张中行。

杨沫在回忆中写道，她那非常前卫的演员妹妹白杨曾经对她说：“大姐，你真软弱，你看他成天钻在古书堆里，一个书虫子，还成天戴着礼帽、穿着长袍，一副酸溜溜的样子，有什么可爱的！？要不要我给你介绍一个可爱的人？” 

杨沫之妹，电影演员白杨

张中行北大毕业后到南开中学教书，这时杨沫又回到香河。

1936年早春，张中行收到也在香河教小学的刘君一封信，说杨与在那里暂住的马建民来往过于亲密，如果还想保全这个小家庭，最好是把杨接走。

为了保全小家庭，张中行把杨沫接到了天津，在南开中学附近租了两间西房，重过朝夕相处的生活。

但是，杨沫但仍旧暗暗与马建民通信。张中行发现后，勃然大怒，平时文质彬彬的他一脚踢翻了火炉上的蒸锅，弄得满屋是蒸汽。

也就是在1936年，张中行被南开中学解聘，于是和杨沫二人回到北京。一回到经过反复思量张中行最终向杨沫提出分手，而杨沫也“面色木然”的应允了，两人情分划上句号。

杨沫和马建民结婚，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杨沫与马建民

五十年代，杨沫出版了长篇小说《青春之歌》，许多人认为其中丑化的余永泽就是张中行，张中行总是讲自己“没有在意”保持沉默。

三

解放后，张中行只是一个落后的知识分子，在出版社当一个普通编辑。而杨沫和马建民都成了德高望重、炙手可热的老干部，待遇完全不同。

在文革前，马建民从国务院机关调到北京师范大学任代理党委书记，副校长。后来又担任了北京师范大学的一把手。

出版社的编辑同事曾经回忆说，有汉奸帽子的鲁迅弟弟周作人门前冷落车马稀，只有张中行每个星期去看望一次。因为周作人在北大时教过张中行。

日寇占领北京时，周作人出任伪职，张中行还曾经写信给老师劝阻过。

文革爆发了，把老舍揪出来时，杨沫就在现场，她亲眼目睹了整个过程，“兔死狐悲”，恐怖之极。

据浩然撰文讲:

“我看见杨沫因为害怕，高血压复发，瘫在屋里。

为了保住自己，杨沫可谓是费尽了心机。

文革之初，杨沫想起早先时候康生对这部书的持肯定态度的“批示”，赶紧让自己的女儿把批示油印成传单四处散发，还给当时文革时期的红人姚文元写信，以求得当时叱咤风云的大人物们的庇护。

更让人感叹的是文革时期杨沫和马建民这对在革命夫妇，为了保全自己的政治生命，居然互相揭发，相互攻奸，在家庭内部闹起了革命，在政治压力的冲击下夫妻之间的信任和忠诚都变得轻若鸿毛。

先是马建民揭发杨沫是“混入党内”的假党员，接着杨沫也以牙还牙，用大字报的形式揭发丈夫马建民和已经被打倒的邓拓不一般的关系，并且还“曾为大特务王光美转过（入党）关系”（王光美是当时已经被打倒的刘少奇的妻子）。

四

在文革那场扫荡一切的政治风暴中，亲人反目为仇、夫妻互相坼墙揭发的事情成为表现自己坚定革命立场和洗刷自己罪名的最好方式，杨沫夫妻之间的互相揭发攻奸的行为，让我们看到了在那个荒谬的时代，人性中丑恶的一面怎样借助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爆发式地上演了一场人间的闹剧和悲剧。

张中行呢？杨沫的儿子写道：

“张中行虽然学识渊博，却长期不受重用，运动一来，率先受审查。

文革中他被发配到安徽凤阳劳动改造。其间，被批斗三次。

一次是因挑水把水桶掉到井里，没有捞上来，说他破坏‘抓革命，促生产‘’；

一次是因为晚上看彗星，被认为是想变天；

一次是因书写唐诗宋词，而不钻研红宝书……后被遣返回原籍，一贫如洗，饱尝了世间炎凉。直到上世纪80年代，还默默无闻。

他的处境，不能说与母亲的《青春之歌》没有一点关系。

然而张中行却始终没指责过母亲一句。每对人提到母亲时，他总说：那时候，杨沫比我进步，比我革命。”

杨沫在文革后写道：“专案组里有人告诉我，为调查我的问题，他们找到了张中行。调查的人以为他会恨我（因为思想不合，是我抛弃他的），一定会说出我的什么 ‘反动’历史来。可是，调查的人失望了。

他在本单位原已压力很大的情况下，又顶住了调查我的压力，他说了真话：‘那时候，我不革命，杨沫是革命的。’无论怎么压——我想象得出，他们对他的压力会比对贾大哥的压力还要沉重。

但他绝不改口。他总是这两句话：‘那时候，我不革命，杨沫是革命的。’听到专案组的同志这样告诉我时，我对他肃然起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