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作为经典的启示

龚爱林

一晃就是四十年。坐在临澧县委礼堂，聆听丁玲的讲演，仿佛是昨天的事情。那时，我的激动几乎无法用语言形容，从小就听父辈们讲起、心中无限仰慕的女中豪杰，回到了家乡，出现在了我的面前，怎么能不高兴呢？如果说，那时的我对于丁玲还是一种基于老乡的崇拜之情，三十年后，当我作为一名文学工作者踏着丁玲的足迹前行的时候，丁玲的传奇经历则令我感动不已。愈是走近丁玲的人生，心中的感悟就会愈多。其中，对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何以成为经典的思考，则给了我诸多启示。

一

丁玲的辉煌人生，是和她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毛泽东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给予了极高的重视，这绝不是偶然，而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一九四八年六月，丁玲写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之后，因出版受阻，郁闷之际，在西柏坡见到了毛泽东。在与毛泽东长谈并倾诉了自己的苦闷之后，毛泽东对她的创作进行了鼓励，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表示愿意读她的文章即《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一文稿，还安排胡乔木、艾思奇、萧三和陈伯达四个人看，看后向他提出意见。说句毫不夸张的话，没有毛泽东的慧眼识珠，就没有《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问世和出版，丁玲的辉煌人生也许就会大打折扣。

人的命运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当丁玲将自己的目光投向土地革命并拿起手中的笔去拼命书写的时候，她的辉煌人生就此已经注定。这是因为，作为一部以土地革命为对象和主题的文学作品，它的重要性和伟大意义唯有毛泽东这样亘古未有的领袖人物才能深深地了解和把握，毛泽东对这部长篇小说的高度关注和极为重视也就不言而喻了。

实行“耕者有其田”，这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美好理想，这一美好理想变为现实，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土地革命中真正实现的。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为伟大深刻的革命，当这一革命变为现实的时刻，讴歌和描写这一革命的文学作品也会很多。现在看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作为这一美好理想变为现实的真实写照，无疑是其中最为优秀、最为形象、最为生动和最为深刻的一部，另一部则是《暴风骤雨》了。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是对于亘古未有的变革的书写。几千年来，耕者无其田，地主凭借地权向农民进行超经济剥削的封建土地制度，造成了中国社会的落后和农民的极端贫困，因而实现“耕者有其田”，这也成为了中国历代农民起义和无数有识之士寻求救国救民之道的美好理想。在我国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中，这一美好理想都有自己的表达。其中，最为著名、最为明确、最为强烈的表达，当数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天朝田亩制度》提出的“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基本原则，其实质是主张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变为“上帝所有制”，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关系。孙中山曾在一九〇五年在阐明三民主义纲领时，提出了“平均地权”的主张，这是一种资产阶级土地国有化的方案，即通过向地主收买土地而不是没收土地，把土地分给农民耕种。后来，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提出了“我们解决农民的痛苦，归结是耕者有其田”的新主张。

然而，由于这些主张的历史局限，它们都不过是一种幻想而已。“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主张，在力图实现土地国有制的同时，企求废除个体土地所有制，实现绝对平均主义，这显然不可能。“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这一在资产阶级框架内实行的“三民主义”主张，也不可能真正解决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局限归局限，主张归主张。无论是“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还是“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它们都旨在摧毁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关系，以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样的思想则给毛泽东以深刻的启示。正是在这些思想的指引下，毛泽东对土地革命理论和实践进行了系统的探索。

毛泽东出身于一个农民家庭，从小对中国农民的苦难生活就有深刻感受，尤其是农民的土地问题，通过他父亲毛顺生购买二叔毛菊生七亩田之事，就有了初步了解。在毛菊生生活困难的时候，毛顺生不愿接济，而是将其自耕的七亩田买回，使其弟破产。当毛泽东表示反对时，他却说：“管他兄弟不兄弟，我是用钱买田。”这件事使毛泽东对土地问题的严重性有了直观的感受，以至于在解放后还多次与堂弟毛泽连谈起。毛泽东在一师读书时的游学经历和从事革命活动后调查研究的作风，更加加深了他对农民土地问题的了解。毛泽东走上井冈山开创根据地的时候，首先面临的就是如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他认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中心是土地问题。要坚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首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土地革命。这表明，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把马克思主义如何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以找寻一条适合中国革命的道路和进行土地革命实行耕者有其田紧密联系了起来，在当时的条件下，处理好这一问题，既是当时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客观需要，也是红色政权的根本保证。

从这时开始，毛泽东反复探索和实践，首先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随后形成了《土地问题决议案》，并在一九三一年基本形成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土地革命路线，这就是：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与此同时，还形成了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在原耕的基础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一整套正确的土地分配原则和方法。

毛泽东的探索和实践充满着曲折与反复。这中间，最为突出的是党内接二连三出现的左“倾”盲动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的严重干扰，毛泽东的土地革命路线也因此被指责为“富农路线”，他在苏区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职务也被免除，以至于“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土地政策为害党内多年。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土地革命政策才得以调整，“左”倾土地政策才被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纠正过来。

抗日战争结束后，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实行正确的土地改革政策，已成为关系人民解放战争成败的大事。由此，如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又提上了中国共产党的议事日程。为了支持广大农民的正当要求，发动农民群众为巩固解放区而斗争，中共中央于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并于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九月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八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决定草案，为土地革命的开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到新中国成立时，人类历史上一场最深刻最伟大的“耕者有其田”的土地革命，终于在中国大地上得以真正实现。

历史就是这样赋予了丁玲以新的而又重大的使命。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标志着党的土地政策从实行减租减息转变到了实行耕者有其田。当这场彻底铲除农村封建制度的运动开始的时候，丁玲作为一名自觉的、久经沙场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家，无疑对这场运动的重大意义有着深刻了解，她以一种虔诚的、高度负责的姿态，毅然决定参加到这一运动中去，从而把自己的人生与这一亘古未有的变革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开始了她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