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前篇《梁思成纪念馆》，有博友们留评：“我已30多年没回大同，不知道这个地方。老弟所介绍是新建的，决策人有眼光”、“有机会再去大同一定要去参观瞻仰”、“大同做了有意义的事”、“要是留下北京古城，多好！”……颇欣慰，遂再写几笔。

先介绍一部纪录片《梁思成林徽因》，它是由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联合制作的八集电视片，导演胡劲草，片中收录了大量珍贵史料，采访了众多亲历者与当事人，其中包括梁林的女梁再冰、子梁从诫，基本完整地介绍了梁思成林徽因的生平事迹。

本片在CCTV-9（纪录频道）曾多次播出，我看过两遍。

安排大同旅游14日的行程时，我是临时决定放弃登恒山而改为参观梁思成博物馆的，包车400元早已谈定，司机师傅减少了在恒山下的等侯，15时就回到大同收车，自然高兴。但梁思成博物馆是个冷门景点，依靠导航才找到这里。

大同东城墙带状公园为大同改建时所建，于2010年4月开工， 2011年7月建成，园内建有平城记忆馆、梁思成纪念馆、小华严寺、文昌阁以及北魏历史人物雕塑6座，展示了大同的历史文化和建筑艺术。

作为梁思成早期的经历，除了我前文提到的对大同云冈石窟、应县木塔等古建的考察外，最值得重重写一笔的是发现了山西五台县的佛光寺，因为它打破了日本学者对中国古代建筑的断言：在中国已经没有唐代时期的木构建筑，要看中国唐代木构建筑，就去日本的奈良、京都吧。

梁思成最初是从一张图片上认知佛光寺的，那是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拍摄的敦煌莫高窟第61窟壁画，壁画是唐朝人绘制的完整清晰的五台山寺院图，其中有“大佛光之寺”。

1937年6月，梁思成与林徽因、莫宗江、纪玉堂一行四人，雇了马车和毛驴，第四次踏上山西大地，终于发现了始建于唐大中十一年（857年）的木构建筑——佛光寺。

回到北京后，梁思成撰写了《记五台山佛光寺的建筑》，梁思成阐述了佛光寺久远的历史价值，“除殿本身为唐代木构外，殿内尚有唐塑佛菩萨像数十尊，梁下有唐代题名墨迹，拱眼壁有唐代壁画。此四者一已称绝，而四艺集于一殿，诚我国第一宝也”，轰动了中外建筑学界，佛光寺从此真容再现，被誉为“亚洲佛光”。

五台山佛光寺为中国现存排名第二早的木结构建筑（仅次于解放后发现的五台县南禅寺），1961年被列入首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9年作为五台山的一部分被列入世界文化景观遗产名录。

我再摆上一张类似的照片，它摄于1939年，梁思成正在高颐阙测绘。

高颐阙是全国唯一集碑、阙、墓、神道、石兽保存最为完整的汉代葬制实体，其阙身则是我国保存最完好、雕刻最精美、内容最丰富的珍贵古迹。1961年，国务院公布“高颐墓阙及石刻”为首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再说说解放后的事儿。

前文我介绍了梁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与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中的工作，下面简述梁思成等对保护北京古建所作的努力。

一件成功的工作是保护了北海团城。

如图，从景山前街到文津街，有一个大漫弯儿，为的就是保留北海团城。

1954年北京大规模城建时，有人主张拆除团城南部，展宽“金鳌玉蝀”桥并将道路取直，梁思成坚决反对，并设计出改造方案。原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陪同周总理视察团城，总理采纳了梁思成、郑振铎等人的意见，团城得以保存。按照周总理指示，中南海的围墙南移，北海大桥向南拓宽，马路南移，团城不动分毫。

1955年团城对外开放。1961年被纳入第一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一件失败的努力是梁陈方案的流产。

梁（思成）陈（占祥）方案是针对新中国首都北京的城市规划提出的，核心内容就是保护古城，另建新城。各种资料很多很详尽，本文不赘。

我看到一段文字，1957年拆毁北京城墙时，梁思成曾在《北京日报》发文，写到“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

北京古城墙的位置，许多地段与二环路重合，地下则修建了北京最早的地铁2号环线。如今，道路两旁高楼鳞次栉比，商业街白日人流穿梭，夜间霓虹闪耀——很好。

但若保住历经六百多年沧桑的城墙，为人类留下一座独一无二的古城，也许更好。 

    敬录梁思成在《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中的一段话：

    如果世界上艺术精华，没有客观价值标准来保护，恐怕十之八九均会被后人在权势易主之时，或趣味改向之时，毁损无余。在欧美，古建实行的保存是比较晚近的进步。十九世纪以前，古代艺术的破坏，也是常事。幸存的多赖偶然的命运或工料之坚固。十九世纪中，艺术考古之风大炽，对任何时代及民族的艺术才有客观价值的研讨。保存古物之觉悟即由此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