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名训恩，字彦及，笔名布雷、畏垒，浙江宁波慈溪人。一九一一年，二十一岁的陈布雷，以全校第四的成绩，从浙江高等学堂（今浙江大学前身）毕业。同年秋天，陈布雷应上海《天铎报》之聘，出任该报编辑一职，“布雷”的笔名，就是他在这段时间里给自己取的。虽然文献之中，并没有记载他给自己取这个名字的真实用意。但据我个人推测，时值清朝灭亡前夕，全国革命形势风起云涌，陈布雷应该是想激励自己，欲以自己笔下之文，化作神州大地上的春雷，以期唤醒民智。武昌起义爆发后，陈布雷在报上撰写《谈鄂》十论，积极支持革命。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先生代表南京临时政府用英文起草的《对外宣言》，就是由陈布雷翻译成中文后，才在国内发表的。后来，陈布雷转任《商报》主编。这一时期，北洋各路人马逐鹿天下，放眼望去，举国遍地烽烟，百姓哀鸿遍野。陈布雷有感于此，写了许多抨击北洋政府的文章。

陈布雷骨子里，是个标准的封建文人士大夫，他一直怀有杜甫那种“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他一直期望，可以遇到属于自己的那个“明主”。一九二七年，经陈立夫引荐，三十七岁的陈布雷，在南昌见到了时任国民革命军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蒋介石在陈布雷面前表现得十分谦恭，做出了一副“礼贤下士”的模样。见此情景，陈布雷大受感动，遂开始为蒋介石效命。“四一二政变”时，利用帮会分子清党的主意，就是陈布雷给蒋介石出的。自此之后的二十一年里，陈布雷先后担任国民党浙江省政府秘书长、国民党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处秘书长、国民党教育部次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民党中央委员、蒋介石侍从室二处主任、总统府国策顾问、代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等职。在此期间，蒋介石的各类文稿，多由陈布雷捉刀代笔，陈布雷也因此被称为蒋介石的“文胆”。那句著名的“战端一开，则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便出自“七七事变”（“卢沟桥事变”）后，陈布雷为蒋介石起草的《对卢沟桥事变之严正声明》；国民党政府抗战时动员青年学生参军的“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亦出自陈布雷笔下。抗战期间，陈布雷的子侄辈中，先后有五人穿上戎装，奔赴沙场保家卫国。陈布雷自己则以笔为刀，为抗战做了许多积极宣传，并在其文章中多次强烈谴责日本人的野蛮行径。

在陈布雷身上，有着许多古时文人、直臣的共同特点。对蒋介石，陈布雷报定了“士为知己者死”的心态。可同时，陈布雷也很痛苦。他痛苦的根源在于，作为蒋介石的笔杆子，大多数的时候，他写的文字并不能表达他自己的真情实感，而只能屈从于蒋介石。即使他知道，自己笔下所描述的，根本不是事情真相，他仍然无可奈何。此外，陈布雷还是个憋不住话的直性子。一九四八年末徐蚌会战（淮海战役）前夕，陈布雷有感于时局恶化，曾在面见蒋介石时，当面向蒋介石提出，希望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四大台柱子，即“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能够“急国家之所急，捐家财以解国难”，因而遭到蒋介石怒斥。蒋介石与宋美龄夫妇，还向他透露了其女陈琏为中共党员之事，讽刺他教女无方。女儿竟然加入了共产党，这件事，陈布雷确实毫不知情。这次会面结束后回到家中，陈布雷万念俱灰，他把自己关在了房间里一整夜，不准任何人进去。陈布雷身体一直很弱，有失眠的毛病，所以家中长期备着安眠药。第二天一早，陈布雷的副官和秘书去叫他起床时发现，五十八岁的陈布雷，在家中服用过量安眠药自杀了。在陈布雷的尸体旁，有一封他死前写给蒋介石的遗书。他表示自己“病势沉重”，且“耳闻目睹，饱受刺激”。陈布雷解释说，凡此种种，对他来讲实在难以承受，所以，他才会选择自杀这条不归路。

蒋介石听到了陈布雷的死迅后，回想二十余年风雨同舟之情，数度为之下泪。可若不是蒋介石的话，陈布雷也不至于就此撒手人寰，这一点，蒋介石永远不会明白，就算明白，他也不会承认。陈布雷的死，主要有两重原因。第一重原因是，陈布雷此生心心念念的，是要“辅佐君王致太平”。如今国民党成了这个样子，眼看着自己的宏图壮志尽付流水，陈布雷的心已经死了，心死了，生命也就没有了意义。故而陈布雷决定殉道，用自己这已经毫无意义的生命，来祭奠自己那未能实现的理想；陈布雷之死的第二重原因，便是陈布雷想要用自己的生命，来唤醒执迷不悟的蒋介石，使其重新振作。因而不惜以死明志，仿效古代直臣对君王的尸谏之举。陈布雷这个人是复杂的，他有自己的风骨和原则，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他又不得不在这俗世之中随波逐流。这种进退两难的处境，让陈布雷陷入了极度的矛盾与困苦之中，迫使他最后只能以死，来获得真正的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