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府地区，大凡上个七十年代以前出生的人，应该没有不知道礼当的。大约从记事起，逢年过节，尤其是春节，礼当走亲访友是必不可少的，必须的，绝对不会缺席的。

   西府的礼当很有讲究，只是在我的老家，已经处在西府的边缘，距离最为讲究的凤翔、岐山已经有些距离，属于周礼文化核心圈的外围区域，加上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从山东、河南等地流入大量人口，使得我们本来浓郁的许多西府讲究冲淡了些许，再加上社会体制变化、文化教育等等方面的强力影响与规制，许多存在于人们心里深处的风俗文化，趋向于简化、简单和简朴。在我开始记事的时候，在我还能清晰的回忆范围内，确实已经简单了。当然，礼当归于礼数的物化形态，除了繁文缛节的风俗遗传，大多情况下，还受制于经济收入的多少，所谓“仓囹实而知礼节”也。再怎么讲究，也得以实力为基础的，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大可以理解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上层建筑即是曾经“臭名昭著”但被实践证明了是儒家核心要义的“礼”。

   大约在农历的腊月开始，在酝酿“年气”的时候，准备过年走亲戚的礼当是“备战”过年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我的家乡，挂面就是主要的礼当。现在看来，挂面作为礼当，显然是农耕文明以降伴随着短缺经济的产物。全国主要的小麦主产区，全国面食人口聚居区，又包含着“以食为天”的巨大道理，这便是挂面当选“首选”的充要条件。生产队在腊月前的几个月，便有专门的两个有挂面手艺的人，住在队里一孔窑洞里，专司挂面业务。完整的流程我没有见过，只是断断续续地看见过拌面、发面、揉面、盘面、搓面、拉面，再到后来的挂面。等到挂面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功成大半，在冬日乍暖还寒的阳光下，挂面要挂许多天，与其说是晒干，不如说是风干个更确切些。下来的切面便简单许多，只许等距离、巧劲用刀、少掉渣即可。自己生产队没有手艺人的，便要去有手艺人的生产队去换面，用麦子换，一斤麦子换多少面，有规矩，有行情，亦有人情关系在里面，但总归有价值规律调节，成本加上劳动，再有些微的“剩余价值”，得，成交。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包产到户和集市贸易的逐步放开，挂面已经成为一种规模商品，买卖便十分方便了。

   第二种礼当便是点心。当时，点心虽然稀缺甚至比挂面还要稀缺，但在礼当的排行中，它还是不能逾越过“挂面”的。在我理解中，既有上述的根深蒂固传统习俗作用，也有老百姓自己实用主义的价值判断。比如：挂面既可作为礼当，又便于储存，还可应急，水开即下，属“救急”食品。兼顾了“面子”与“里子”的功用。而点心因为稀缺，作礼当的属性更多一些，但对普通人家来说，除了送礼，它应不了急（饥），关键一般也不舍得买。挂面是充分而且必要的礼当，点心则是充分但不是必须的，当然，走亲戚除外。因为在我们老家，走什么亲戚送什么礼当是有严格的规矩的。

   比如，初二到初四走亲戚，一般是回娘家、看长辈，挂面属于“主礼”或“重礼”，不论拿白糖、茶叶或者其他品种为数不多的礼当，挂面当仁不让的是首选和必备。哪怕就拿一份挂面。一份便是三把，或者两大把，重量应在二斤到三斤之间。这个重量会不等，因为牵扯到穷富差别、人品厚薄、市场奸商、亲情远近等许多复杂因素。我记得，我们全家正月初二去外婆家，好几年的礼当就是一份挂面，主要还是日子穷，外婆也不让带别的。一家大小六口人，要在外婆家吃两顿饭，走的时候还要带些，这不仅是外公外婆的无私援助，也是母亲在最恓惶的日子里最坚实的心理依靠吧。

   正月初五一般不走亲戚，叫“破五”，有待在家里吃搅团的习俗，我倒觉得多多少少有些忆苦思甜的意味在里头，过去的日子，短缺给人的印记太深刻了。初六开始，要走的亲戚是倒过来的，一般是娘家人到出嫁的女儿家，通俗来讲，就是长辈看晚辈。这时候，主要的礼当就是点心，有麻饼、江米条、小果等，但是，稍等，如果是看望新出嫁的女儿或者比较亲近的、重要的晚辈亲戚，送麻花仍然要比点心更气派，更显得重视。同为面制品，给人的感觉，麻花更要“面食”一些，和前面的道理有些类似的。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社会巨变，物质极大丰富。可供选择的礼当简直琳琅满目、数不胜数。即便在偏僻的西府乡村，牛奶、水果、烟酒乃至各类营养品、保健品都成为礼当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比较传统的上年纪的人群里，礼当再多，里面总是还会有一份挂面的。这也可能是刻在骨子里的文化记忆吧。

   礼当的品种多了，也贵重了许多，大家却是愈来愈没有时间走亲戚了。原来是一天多人走一家，现在是一人半天走几家；原来是不招呼客人吃饭就算最大的失礼，现在是吃饭成了最大的负担；原来的孩子走亲戚欢天喜地，现在是叫谁谁不去……

   礼当多了，亲情人情却淡漠了，时也？是也？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