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很久以后才知道，我的家乡有一个既有旷古味道又含西府惯例的名字，庵岭身低，在我们当地发音中一班叫庵岭身jian(这个jian的古怪发音其实就是“底下”的长期转音导致，如邻近有个村子叫坡jian,其实就是坡底下的意思。在我启蒙时代，即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直到我们村子刚刚恢复“闫家堡”的名称时间不长，在此前那个年代，叫“东风大队”的。听父母讲，在动乱年代即将偃旗息鼓的时候，曾经有村领导召集村里的声望长辈们认真研讨过村名的恢复问题，几经考证、争论，基本达成了“闫家堡”的共识。主要原因还是“东风”以前的名称中“闫家堡”使用时间最长的可能吧，在所属的四个自然村中，有两个以闫姓任居绝对多数，二其他两个自然村姓氏构成就相对杂一些，比如我所在的村里以段姓、谈姓、庞姓及其他姓构成。但在闫家堡下边的四个自然村各有各的名字，一对叫闫家村，我们二队就叫庵岭底下（后边简称庵岭），三队叫西庄，四队叫上冯家堡。可见，这个大村的名称也可能是博弈妥协的产物，也可能是“皇权”下县后行政治理的需要吧。

      说说庵岭这个奇妙的村名由来。说是先祖老子李耳驾青牛西去，行至西府，一村盘桓岭上，南依终南，北眺渭水，呈贵福之气象，老子在此归化成仙，青牛则洞隐于终南龙凤山，青牛背上的一副鞍搭遗落在岭下，鞍岭之说便由此来。鞍岭鞍岭，千百年来，讹传为庵岭。这庵岭实际上是一台原，如同华夏地形西高东低的、梯次分布的形状一样，鞍岭是汤峪河河川向上一个台原地形的过度。从河滩到原顶，海拔不足200米，但在人拉肩扛的时代，却是滞阻交通的“天堑”地带。从岭下到原顶，有两条路，一条宽些，叫北坡能走车，甚至后来的农业机械也能迎面并行而不挤，也是方圆数个村落沟通岭上岭下必经的“通衢”；另一条叫南坡，陡峭直接，坡度甚至超过五十多度，无雨雪的天气且不负重过多的情况下，属于“抄径”而往的小路；在庵岭的最北缘，时一条断裂的大沟，我们称之为北沟，这里还有一条羊肠小道，蜿蜒崎岖那种，从北边的村庄或更远的槐芽古镇回来，不想绕路且空手不负重者，往往也走这条小道到岭上。 岭上岭下，粗估不到几个平方公里，祖祖辈辈生活着庵岭村不足百户人家。住在岭上的人有地在岭下，住在岭下的人有地在岭上；旱地在岭上，水浇地在岭下；耕种收获，你上我下，你下我上；动用架子车、马车走北坡，徒手或携带简单工具走南坡。即便在本世纪初，仍是这种费人费力的“原始农耕”状貌，只是在北坡跑的马车、架子车中多了手扶拖拉机、四轮拖拉机，机械文明逐步占据了运输劳作的大部分。很久一段时间，听母亲说，我们村子的小伙子要比邻村的说媳妇难，人家总是考虑把女子嫁到这种动辄上坡下坡的地方，要额外付出更多的辛劳。这种状况随着时代变革、包产到户、放开种种家庭经营的束缚羁绊后，家庭殷实成为主要标志，上坡下坡被视为不重要的“负面清单”可以忽略不计的时候，庵岭这个村子在娶亲吸引度上才“撵”上了其他村子。

      我们家时间在岭上的，一条不大规整的街道南北延伸，南北各有一个个涝池，最南边是个大的打麦场，时我们儿时主要的游戏场所。从我家到我的启蒙学校—-闫家堡小学直线距离不过三四百米，我在这个母校整整五年多，多出这半个学期是大约是1974年春季开学改为秋季开学，也就是我们这一级，小学由四年变成五年。一年级我坐过泥墩子，桌子和椅子全部是泥胚构造；二年级我坐过板桌，用木板架成的书桌，小凳子要自己从家里拿；三年级，好像有了课桌椅，有时桌子或长凳子不够，仍要从家里带。冬天要用塑料纸把缺少玻璃的窗户封起来，即便如此，三九天仍是冻得撑不住，老师便专门给一两分钟时间跺脚取暖。在现在不可想象的条件下，我从懵懂无知到青葱少年的知识启蒙初步完成。庵岭村的人都比较重视孩子的学习，再穷再苦，也要把孩子送到学校，还要叮嘱老师“不听话就打”。老师基本上都是本村人，也的确把自己不当外人，体罚实际上成为普遍现象，但受罚的我们回家还不敢啃气。因为人熟，我们的日常表现迟早会传到家长耳朵，即便老师有时候下不了手，得到“表现较差”消息的家长们会很快操起家伙来，最少也是一顿大骂。在西府，就是这样，“子不教，父之过”，为了证明没有“过”或证明自己“教”了，这顿打骂是避免不了的。有了这种“严格”的教育“体系”，我们村出了不少大学生，这是其他村所艳羡不已的。

    上学之余，庵岭上下奔忙的人群中，少不了孩子们的身影。从家里给岭下的地里拉运大粪土，我们从七八岁开始就给大人们打下手，下坡时站在架子车尾后当负重压车，以免重载的车跑得太快；回来时虽然是空车但坡太长，有些地方还有点陡，要帮忙推车。我和父亲一个车，母亲和大哥一个车，转运交接地点就在半坡当中的庵岭庙旁。白天大人们要出工，我们要上学，这种活路只有在晚上，所以，我对故乡夜晚的明月很有记忆。你走，月亮也在走，你快，它也加快了步子，你停下喘气，它在静静地看着你，你既困又无奈，它仍是天真又无辜地看着你。

      孩提时代的我们更多的还是做一些诸如拔猪草、割牛草的活，这些活路也容易使同龄的孩子聚堆，热闹。大部分时间是在一起模仿刚刚看过的打仗电影装模作样地演戏，或者在汤峪河里“打江水”（游泳），或者去生产队的地里偷豆角或瓜果。那时候的童年吃穿用度尽管捉襟见肘，但童年是无忧无虑的，没有任何课外辅导、强化训练，上课就是在学校的事，除了在学校上课的“八小时之外”，除了干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就是疯玩。

    村子的邻里关系是比较淳朴的，今天你借我一勺盐，明天我借你一碗面，借时平，还时满，隐含了西府的礼仪廉耻和市场的公平交换。就像绝大多数中国的乡村社会一样，庵岭村也存在着宗族矛盾、邻里纠纷、兄弟阋墙等，只是世仇很少很少，往往是今天吵了，不几天又和好，原因在于吵架的起因大多是鸡零狗碎的事，也况且相处的范围太小，“低头不见抬头见”吧。村子就这么大，谁家有个红白之事，全村几乎齐上阵，一派祥和热闹。如今，市场经济深入到乡村的角角落落，有了专门操办红白事的服务队。但我们庵岭村的人在办白事的时候一定是不用服务队的，这算是“最后的倔强”吧。

    写过不少东西，但很少专门写我的家乡所在地庵岭村。幼小时候，穷所导致的忍饥挨饿，坡上坡下的辛苦劳累，早早种下了“我不喜欢这里”的种子；及至出门上中学、上大学后，开了眼界，见了些世面，便加重了“我一定要离开这里”的念头；结婚生子，奔忙于生计的漫长岁月里，家乡依稀可见，隐约有些想念；步入中年之后，生活工作历经些波波折折，积攒些别样的人生感悟时候，生我养我的家乡，却愈来愈魂牵梦绕。儿时的伙伴，疼我的外婆，严厉的老师，总是辛辛苦苦、吵吵闹闹的父母，还有一泓清水的汤峪河，庵岭坡上的一缕炊烟，这些林林总总、拉拉杂杂的往事一幕一幕出现在梦里，有时笑醒，有时泪目……

      此为后记，致敬我的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