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刚上大学的时候，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们每每回忆起来的“黄金年代”。那个令人心潮澎拜的年代，春潮涌动，人心思变，百废俱兴。刚刚度过温饱年代，虽然大家的穿着还是很朴素，城里的同学与乡下的同学没有明显的差异，因为从乡下到城里上大学，家里那怕东挪西借，也要凑成一身像样的衣服，崭新的，和过年一样。相比较，城里的孩子到很随意，在我的想象里城里人应该天天都在过年。后来想起来，我们最大的差异恐怕就在这这种随意自然上。乡下的孩子再聪敏、成绩再好，因为一个从未见过的世界，多多少少我们是充满新奇的，还有些害怕和担心，那种没见过世面的羞涩是藏不住的，是的，羞涩，“还打着朵儿的”。    但是，大家的精神世界是平等的，在国门刚刚打开的火热时代，都一样的对扑面而来的新知识、新潮流等各类新鲜事物，来者不拒，虽泥沙俱下而各取所需。我印象最深的便是在大街上汹涌而至的流行歌曲。

    实际上在高中阶段，我们便时断时续地知道了台湾校园歌曲，《外婆的澎湖湾》、《蝉》、《校园的早晨》，那些自然流淌的旋律、淳朴贴切的歌词、清新悦耳的歌手，让我们仿佛看到了另外一个成长的世界，也打开和打通了少年到青年时期懵懂骚动的青春启蒙。但那个时候，流行歌曲的传播主要靠磁带，十分昂贵的收录机是八十年代年轻人结婚标配的“三转一响”之一，这个还不够，还要“新潮”一点的老师才行。我们学校就在那个时候来了一大批科班毕业的老师，里面不乏留着时髦的喷着发胶摩丝头发的老师，男的，雪白的衬衣，且将领子翻在外边，给我们这些土孩子以强大的视觉冲击，更是击倒一大片含苞欲放的怀春少女们。就连我们那位持重内向的班主任老师，虽没有在衣着上出奇，但新购的一款录音机里，总是飘荡着王洁实、谢莉斯的二重唱，里面就有多首台湾的流行歌曲，甚至，我们居然听到了张帝的即时演唱，张帝的歌儿是与争议的，老师只是在宿舍里放，我们仅在假装交作业或路过的时候，逮住一鳞半爪。这些欢快时光，成了我们繁重学习之余的宝贵休闲，也成了另一种奋发学习、可望了解更多无知世界的动力之一。

    1985年，大学校园，一夜之间，齐秦的《狼》《大约在冬季》《冬雨》《外面的世界》，还有众多的如罗大佑、侯德健、刘家昌等等的歌曲徐徐推出、倾倒而来。在我们院的迎新晚会上，我们班的一个帅哥和高我们一级的一位女生，两人把《在雨中》《请跟我来》演绎得如同原唱，全场欢声雷动，被视为经管院的“金童玉女”。这事最大的后遗症便是拉开一场持续时间不短的恋爱剧，且还是女追男。只是，爱情这事总是好事多磨，磨就磨在男的太帅也太高，业余的校排球队员，女的很文气，大家懂了吧，只是文气而且个头有些悬殊，小伙子总是不来电，女的追得很辛苦，教室、宿舍，周末，甚至参加我们班的聚会，甚至惊动到了男方的家人，但小伙子最终还是不怎么动心，“在雨中”走过，但心却到不了一起；那颗“带着不变的步伐”的姑娘，满怀“请跟我来”的憧憬，渐行渐远，我们从起哄到遗憾，这恐怕是恋爱的常态吧。可见，歌声再动人，也只是搅动有缘人的心房。

    那时候，更多的歌声，飘荡在水房，实在懒散的男生洗衣服的时候，或者冲凉的时候。带着浓浓荷尔蒙气息的、苍凉旷重的《狼》便是反复吟唱的歌儿，还有张行的《迟到》，居然还有迟志强的《囚歌》。在我感觉中，大多数男生，和我一样，是单身狗，向往爱情却缺乏勇气，激情堆积却无处发泄，吼叫一曲便成了抒发胸臆的主要渠道，想起哪出是哪出，甚至歌词也可以含混改编，反正水房进进出出的都忙，也没人专注。所以经常是突然冒出一声“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走在无尽的狂野中”，中间断了声，我们往往觉得这小子嗓子还行的时候，却不见后来知音，等着等着，觉得这另一只“靴子”再也不可能掉下来的时候，忽然又冒出“凄厉的北风吹过，慢慢的黄沙掠过”。要么就是张行的《迟到》，旋律稍微简单，带着一点忧伤、一点调侃、一点颓废，把大多数那种爱而不得、含“憾”苦笑的单身狗们活活写照了一回，极易共鸣。难度大一点的，如《花祭》《外面的世界》《冬雨》，虽不好演绎，却被多少人在班级聚会上吟唱，唱着唱着，从似懂未懂，到慢慢懂了，且懂得深了，不再对一见钟情抱有幻想，不再对卿卿我我那么向往，不再对从一而终那么坚定。

    再后来，毕业，成家，生儿育女，且成家前已经不是找对象，不是谈恋爱，是找配偶了。青春是美好的，虽然充斥着酸甜苦辣；青春是短暂的，虽然也有着跌宕起伏的爱与不爱。恍然望去，歌声犹在耳盘旋，绕梁不绝，让人心潮起，意难平，而我们，我们却早已经是曲中人、曲中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