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看到网上有关该不该打倒地主的讨论。该不该打倒地主？在国人的意识里，“地富反坏右”，地主排在第一，当然应该打倒。如果按社会形态来说，地主与农民相对应，属于封建社会主体，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基础。比资产阶级还可恨、还野蛮，不但要打倒，还要再踏上一只脚，叫它永世不得翻身。

这里说的地主，以地主阶级论，打倒地主阶级、推翻封建统治、把皇帝拉下马，是一整套“系统工程”。但要打倒一个阶级，却不是容易的事。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同属封建社会范畴，是对立统一的社会产物，有农民就有地主，有地主就有农民，二者缺一不可。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有领主、庄主、地主，有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在现代土地改革时，对地主和农民的成分进行了细化，并以此作为斗争或依靠的对象。

历史上地主阶级是在不断变化的，汉代以前的王侯将相是领主，汉代及以后是世族大族和地主，魏晋之后有士族地主和没有政治特权的庶族地主。据说自隋唐开始实行科举制，标志着庶族地主阶级正式登上政治舞台。后来的地主阶级较为混杂，大地主常常集地主、官僚、商人为一体，近代随着西方资本的侵入，又有了地主、官僚、买办三位一体的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成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地主是其中最腐朽、最反动的一座，代表了中国几千年来的旧势力和落后生产力，是革命的首要对象。

当时的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百分八十以上，由此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以农民为主体，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分为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两阶段。地主阶级本来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但旧民主主义革命没有完成，只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才补上这一课。这让那些“正统”的苏联归来的革命者很难理解，但中国国情如此，不明确革命的敌人和朋友，就无法进行革命。

按照唯物史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决定了社会形态。一个社会形态的产生和形成，主要靠生产力发展来驱动。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人类处在野蛮阶段，后来生产力发展，有了劳动剩余，有了奴隶与奴隶主为主体的奴隶制社会。再后来金属工具出现，生产力不断提高，形成了以农民与地主为主体的封建社会。中国很多学者认为这是欧洲人的说法，与中国的历史情况不符。近代出现了工业生产，生产力大发展，开始进入工商社会，有了工人和资本家为主体的现代社会。现代社会是建立在工业基础之上的，没有现代工业就没有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也没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是封建社会的主体，是相生相克的一体两面，谁也离不开谁，谁也打不倒谁。打倒地主阶级的不应该是农民，应该是资产阶级；而随着地主阶级的消亡，农民阶级也会随之消失，所以农民不能打倒地主。在封建社会农民起义打倒地主，推翻代表地主阶级的封建王朝，可在社会形态没有改变的情况下，接下来是新地主替代老地主，新王朝替代旧王朝。因为社会主体没有变化，打倒地主不过是换药不换汤，这锅老汤只能接着熬下去。

只有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行了土地改革，地主阶级才真正被打倒。但如果生产力不发展，生产关系不进步，社会形态不改变，接下来还会产生新的地主阶级，这是由农耕社会本身的多重因素所决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为了防止新地主阶级的出现，新世界在分田分地短短几年之后，便实行了农村合作社，接着又实行了人民公社，将土地变为集体所有，一方面是防止新地主阶级的出现，一方面是为工业化提供人力和土地资源。如果没有工业化，农民还是围绕着土地低水平生产，生活水平不会提高，社会也不会发展和进步。

中国复杂而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不能与其它西方国家进行类比。中国近代社会内外交困、积贫积弱，被三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只有拼死一搏，才有国家和社会的转机。所以，只能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三步”并作“一步”走，实现中国社会的跨越式革命，从封建农业国家，过渡到工业国家，很多事情都是“倒炝锅”，利用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地主阶级应该打倒，但打倒地主阶级的不应该是农民。地主与农民同属于封建社会范畴，而地主阶级是封建社会的主导力量。历代农民革命的目的并不是消灭地主阶级，而是想取而代之。农民不是新生产力的代表，不会产生新的生产关系，更不会有新的社会形态。所以，农民不具备打倒地主阶级的资格和条件，打倒地主阶级的历史使命，只能由资产阶级来完成。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下，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完成。

地主阶级是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应该被打倒。这个所谓“打倒”，只是推翻代表地主阶级的朝廷，建立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府，而不是针对地主本身。在西方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府之后，可以采用经济政策促进土地资本向工业资本的转移，使地主阶级变为资产阶级，农民阶级变为工人阶级，虽然这期间存在着“羊吃人”的悲剧，但这是非人为左右的历史演进过程。只有在俄国这样工业相对落后的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国家，跨越式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才会出现打倒地主阶级，甚至对地主进行肉体消灭的现象。相比较革命前的俄国，中国将现代革命分成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步”走，对地主阶级是相对温和的。

但说到地主阶级的具体情况，问题就复杂起来。中国地主成分复杂，不仅大小之别，还有好坏之分；有善良的士绅，也有奸邪的恶霸；有勾结反动政府、为非作歹、欺压良善的地主，也有与人为善、忧国忧民、扶危济困的地主；也有一生辛勤劳作、节俭持家、老实厚道的地主。如果不分好坏的“一刀切”，都划入打倒之列，确实让人觉得不公平。关键是那个祸国殃民、胡乱作为的反动政府，让人们失去了社会信心，整个社会充满戾气，需要找到宣泄口，也需要提振劳苦农民的革命信心，土地改革不仅摧毁了反动政府的社会基础，也使广大农民获得了土地和生产资料，恢复了社会经济发展活力。

人们对打倒地主的纠结，主要是对当初土改的反思产生的，如果没有土改的“扩大化”和“一刀切”，就不会有该不该打倒地主的疑问。“拥护派”举出一大堆例证，把地主说的极坏透顶，非打倒不足以平民愤；“反对派”也举出一大堆例证，把地主说成大善人，被打倒很冤枉。这些可能都是事实，却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并没有将地主作为一个阶级来审视。

中国幅员辽阔，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地主也是五颜六色，各有不同，有的地方恶霸地主多，有的地方士绅地主多，有的地方中小地主多，并非“天下乌鸦一般黑”。“一刀切”打倒地主，会冤枉很多好地主；“一勺烩”地善待地主，一定会漏掉很多坏地主。革命不同于改革，多以疾风暴雨的形式出现，夹杂着很多理性设计之外的感情成分和不确定因素，这也就决定了土地改革的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

土地改革对地主成分和农民成分的划分是有标准的，主要目的是分田分地、实现“耕者有其田”。应该说，土改没收了地主多余的土地和生产资料，分给没地少地的农民，地主没有了多余的土地和生产资料之后，也就不是地主了。可在唯成分论的观念下，政治上的歧视一直持续到三十年后，这不能不让人耿耿于怀。这是至今仍有应不应该打倒地主疑问的症结所在。

中国人自古信奉阶级斗争，虽然没有理论，但实际上是这样做的，今天你打倒地主，明天我斗争地主，其实打倒和斗争地主并不是目的，目的是自己当上地主。故而旧的地主打倒了，新的地主产生了，阶层固化板结，社会失去活力，只有再来一次革命，才能激活社会动力。在这一过程中，消耗了大量社会能量，甚至造成社会倒退。这样循环往复、几十年来一次，社会虽有所进步，很多时候却得不偿失。

推翻反动政府是政治革命，土地改革是经济革命和社会革命。政治革命需要暴力，而经济革命和社会革命可以采取非暴力手段来完成，何况在工人阶级掌握政权的背景下，地主阶级已经失去了反抗能力，土地改革可以有很多可供选择的方式和手段，将地主的土地转化为资本，投资到城市工业领域，农民也应该有更多的选择，或进城打工，或在家务农，不必对已经失去土地的地主，在政治上踏上一脚。这只是理论判断，未必符合当时的现实，这可能就是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所在。

老人家正是担心如此，才有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但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只打倒地主阶级还不够，还要铲除新地主阶级产生的土壤，解决占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问题。如果只打倒地主，没有解决农民问题，这场革命只能是“半拉子”工程。这个问题的彻底解决需要工业革命和工业化。

结论是：打倒地主不成立，打倒地主阶级成立。打倒地主阶级的历史使命，只能由资产阶级来完成；农民不具备打倒地主的资格，因为农民会自发地产生地主。但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这个任务只能交给无产阶级来完成。农民是利益尤关方，又是中国革命依靠的对象，所以才有了“快刀斩乱麻”式的土地改革。无产阶级在打倒地主阶级之后，又开始了对农民的改造，这个过程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一直持续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