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衰退年代

私人部门并非总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而是面对棘手的资产负债表挑战时，私人部门会选择债务最小化。尽管利率非常低，私人部门仍然克制贷款。原因是商界无法发现具有吸引力、值得贷款和投资机会。投资机会的缺乏有两个原因：缺乏技术创新或科技突破，故而难以发现可行的投资项目。二是海外资本收益率高，促使商界投资与国外。对于发达国家的公司来说，20世纪60年代日本的崛起和90年代新兴经济提的崛起改变了投资的地理位置。大量的投资，尤其是创造就业机会的制造业投资，不再发生于自己的祖国，这可以解释过去20-30年里发达国家经济停滞和生产能力缓慢成长的情况。

宏观经济学的一半是借出人，另一半是借款人。一个人的支出就是另一个人的收入。借款人消失的两个原因：一是私人部门无法发现获得回报的机会。在开放经济体中企业发现海外投资机会更具吸引力。二是私人部门的借款人持续出现巨额损失，被迫重建储蓄，偿还债务，恢复财务健康。泡沫破灭留给借款人的是巨额负债，面对悬在头上的巨额债务，借款人无论利率水平高低，为了恢复资产负债表，只能偿还债务，或者增大储蓄。一个拥有1000元的人花掉900元，节约100元，花掉的900元就是别人的收入，节约的100元存在银行被借给需要的人，当这个人借到100元并花掉时，经济生活中的总支出就是900加100，等于初始收入的1000元，于是经济向前运动。当借款人消失时，经济生活中的总支出就是900元，放在金融机构的100元储蓄没被借出，经济总量实际上收缩了10%。现在900元变成他人收入，如果这个人决定储蓄10%，依然没有借款人，仅仅花掉810元，如果借款人不借钱，这样的循环会不断重复，这样的收缩过程被成为“通货紧缩螺旋”。在这样的情形下，每个人都想储蓄，没人愿意借钱，凯恩斯将其称为节俭悖论：因为如果每个人都储蓄，其结果是无人能够储蓄。1990年日本和2008年西方大衰退的突然爆发表明，私人部门的借款人一起消失了，即使在零利率或负利率时期也是如此。借款人消失了！所有问题都是缘于希望快速致富，在资产价格泡沫中加杠杆。私人部门追求利润最大化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必须拥有清洁的资产负债表，必须存在具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在许多国家，雷曼公司倒闭前和倒闭后私人部门行为的突然转变（从借款到储蓄行为的转变）超过了GDP的20%。在他们对财务健康状况感到满意之前，家庭和企业将不再借款。日本1990年泡沫破灭之后，全国商业房产价格下跌了87%，重新回到1973年的价格水平。当泡沫于1990年最终破灭时，资金需求快速收缩，利率从8%降低到1995年的0，不但没有恢复资金需求，而是呈现负的资金需求，借款人不仅停止了借款，而且开始走向相反的方向，清偿债务，持续了整整10年，直到2005年。2002年以来，尽管日本实施零利率政策，公司部门却成了最大的储蓄者。公司从借钱转变为存钱造成的通货紧缩的财务盈余占GDP20%。这种从利润最大化到债务最小化的公司行为巨大的转变是延长经济停滞的原因。同样在发达经济体中，2008年以来中央银行释放的天文数字的流动性注入以及零利率对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率毫无作用。包括1929年经济大萧条都是一样的结果。1933年后美国经济恢复可能不是罗斯福新政，而是政府挺身而出，担当了最后借款人，1933年后的货币供给增长了，政府愿意借入未被借出的100美元，最终经济才能够摆脱1000美元--900美元--810美元的通货紧缩螺旋。泡沫崩溃后经济通常处于贷款人和借款人都消失。贷款人消失是因为他们将货币提供给了参与泡沫膨胀的借款人，而借款人面临技术上或实际上的资不抵债（丧失清偿能力）。当借款人无力偿还债务时，银行自身也正面临严峻的清偿能力问题。绝大多数或全部银行同时面对不良贷款问题的概率处于高点，一旦众多银行同时面对同样的问题，相互不信任就导致银行间市场失去功能，这就是金融危机，中央银行必须承担起最后贷款人角色，确保清算系统继续运行。

传统经济学教科书告诉我们，家庭部门应该储蓄，公司部分应该借款。但在泡沫时期，美国家庭部门是绝大的借款人，一旦泡沫破灭，家庭部分不仅变成了经储蓄者，而且一起停止借款。而且长达4年之久之后才出现了部分借款人，而欧洲依然没有恢复借款的迹象。主要原因是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认识到，雷曼倒闭引发经济危机的头两年，经济将面对的问题与1990年日本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经济将承受资产负载表衰退，财政刺激绝对是至关重要的美联储和奥巴马政府通过政府停摆、债务天花板辩论以及自动减支等方式与国会中的财政正统派做斗争，使美国经济远离“财政悬崖”，这就是美国比世界其他地区做的更好的原因，事实上美国是唯一一个避免了从“财政悬崖”跌落的发达国家，美国实际运用了1997年财政紧缩导致日本灾难的教训。1990年到2005年，日本政府通过花掉460万亿日元买来了相当于2000万亿日元的GDP，这表明在资产负债表衰退出现时，即使量化财政乘数实际大小存在困难，当私人部分不再借款甚至更糟时，私人部门追求债务最小化，政府也必须承担最后借款人角色。

工业化过程有三个阶段：城市化经济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经济还没有达到刘易斯拐点。（刘易斯拐点是指城市工厂最终吸收了全部剩余劳动力）。工业化早起，受过教育的少数人获得了最大的收益，而其余的人只是为产业资本家提供劳动力。由于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工人的工资水平被压制了几十年，直到达到刘易斯拐点。成熟经济阶段，经济已经跨越了刘易斯拐点；被追赶的经济阶段，海外的资本收益高于国内。中国像其他国家一样，中国注定逃避不了城市化、工业化和全球化法则。在2012年中国跨越了刘易斯拐点，现在正在经历工资水平显著成熟阶段，为防止劳资纠纷，国内的工资水平呈两位数的增长率。中国较高的工资水平导致中国的企业和外企将工厂搬至工资水平较低的国家。一旦经济跨越了刘易斯拐点，工资水平快速增长，消费者的理念开始变化。随着未来一片光明，他们开始需要高质量的产品和奢侈品，而在刘易斯拐点前的时期，这些是他们做梦才能想到的。基于他们所拥有的财富，许多人开始竞争，在美国这个现象有个别称，即“赶上琼斯家”。一旦经济进入了刘易斯拐点后的被追赶阶段，不受限制的收入增长预期消失，消费者被迫重新安排其消费的优先次序。由于收入增长放缓甚至没有增长，消费者被迫追问能欧得到货币收入。抵御追赶者，政府至少在两个领域需要实施结构性改革，一必须最大化人们的创新产能，从而国家才能保持在最新技术发展的前言。二必须提高经济体的灵活性，这样当后进者追赶时，国家才能采取“规避动作”处在刘易斯拐点后的被追赶阶段的国家微观经济政策第一位的优先选择是：执行最大化创新和国内投资机会的税收激励和其他相关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