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衰退年代--全球化的宿命

一旦经济跨越了刘易斯拐点，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慢慢会耗竭，情况会彻底向着有利于工人的方向转变，所有企业被迫支付更高的工资。这个阶段由于工人的购买力快速提升，企业也有充足的理由去扩大规模。随着工资水平的快速提高，工人的工作保障也显著提升，因为企业努力留住员工，终生就业和论资排辈的薪酬体系更加普遍。当工资水平载提高时，由于国内制造业不再具备竞争力，企业被迫寻找海外的其他生产地。企业认识到海外投资的资本收益高于国内，从刘易斯拐点后的黄金时代慢慢过渡到被追赶时代。在崭新的被追赶时期，企业对待工人的方式再次发生变化，因为企业可以选择海外的劳动力资源。随着资本更多地出走出海外，而不是在国内继续生产，企业国内投资的积极性更低。由于投资放缓，黄金时代劳动力增长飙升的状态不存在了，也开始减速。现在绝大多数发达国家能够看到这个趋势，随着生产力增长放缓，工资开始出现停滞。在这个时点，个体工人的能力第一次开始起到重要作用，因为只有那些海外工人不能做的事情的工人可以继续获得成功。如果说在刘易斯拐点前的城市化阶段工人是“收剥削”的，在刘易斯拐点后的成熟阶段工人是“被关照”的，那么在刘易斯拐点后的被追赶阶段工人完全“靠自己”，因为企业不太愿意投资与劳动力节约型设备提高国内劳动生产力。工人必须自我投资，从而提高自己的生产力和市场竞争力。在被追赶阶段，在面对追赶者的竞争必须非常敏捷且富有弹性的产业中，工作保障和年功序列工资越来越少，更具有弹性的劳动力市场已经成为欧洲的主要。

经济发展三阶段中消费者行为的变化，工人也是消费者，随着经济的发展，他们的消费行为也在发生变化。在刘易斯拐点后的工业化阶段，工人所得较少，工人有限的产出所得份额成为消费约束，低收入业导致低储蓄。绝大多数的储蓄和投资行为都是资产阶级行为，资本家不仅拥有更大的产能份额，而且有更高的储蓄倾向。一旦经济跨过刘易斯拐点，工资水平快速增长，消费者的理念开始变化。随着未来一片光明，他们开始需求高质量的产品和奢侈品。企业努力确保一系列产品，从而能够吸引不断提升品质需求的消费者。家庭之间开始相互攀比，拥有更好的产品的竞争和“赶上琼斯家”的心理对经济形成了巨大的正向反馈，消费与GDP都快速增长。可是一旦经济进入了刘易斯拐点后的被追赶阶段，不受限制的收入增长预期消失，消费者被迫重新安排其消费的优先次序。由于收入的增长放缓，甚至根本没有增长，消费者被迫追问是否能够得到货币收入。同时，外国廉价产品的大量流入成为刘易斯拐点后被追赶经济体的关键特征，从而创造了以前所不存在的各种购物选择。在这个重新调整的过程中，“赶上琼斯家”的心理被抛到了窗外，绝大多数家庭停止了每个一年就买新车的消费行为，相反，他们开始浏览消费者报告之类的消费网站，以确保购得物有所值的东西，并不关心用什么生产的、哪里卖的的已经拿了生产的。在美国，这种情况导致规模巨大的折扣零售商成长起来，比如沃尔玛和好市多，品牌差异的重要性下降也促进了老品牌的消失。在日本这种转变导致所谓“100日元店”的爆炸式增长，在英国出现了“1英镑商店”。消费者被迫变得更精明、更独立，不容易被愚蠢的狂热和时尚所左右，同时许多人已经无法负担起那种消费行为了。经济体开始被国外竞争者追赶时，私人部门的资本投资和资金需求双双大幅下降，随着公司增长停滞，进口显著增加和消费者更加谨慎，通货膨胀开始放缓，货币政策起到的作用更小，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开始下降。最根本的宏观经济挑战时：为了应对不确定的未来，家庭一如既往地进行储蓄，但是由于企业无法发现充足的国内投资机会，他们难以吸收全部储蓄，尽管利率水平很低。可是如果有人储蓄，其他人必须借款并花掉这笔钱，才能保持收入流，经济才能运行。

制造业是一个伟大的社会平衡器，当制造业繁荣时，没有获得高等教育的人们依然可以拥有满意的生活。当制造业驱动着工作岗位创造时，甚至没有多少技能的工作水平也得以提高。这样即使经济体中的制造业占比不大，依然会影响其他所有部门的工资水平。美国制造业就业在1979年达到了顶峰，即1960万人，制造业就业人口的大量增长始于1946年（1270万人），直到1969年（1880万人）。这段时间刚好与美国收入不平等缩小的时期吻合。现在制造业就业下降到1240万人，仅占全部非农就业人口的8.5%。1946年相应的数字是32%。一旦制造业开始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国家，并且只有那些具有高等教育和技能的人能够适应变化，他们可以继续过得很好，在这种情况下收入水平不平等就开始恶化了。由于国内制造业不再具有竞争力，企业被迫寻找位于海外的其他生产地，企业认识到海外投资的资本收益高于国内，然而海外生产需要管理者拥有外国语言能力和其他专有技能。对于中小规模的企业这个过程显得很麻烦，他们就会放弃业务或将生产外包给外国企业。一旦通过国外生产或直接外包，公司愿意在国内支付较高工资水平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特殊雇员能够胜任的一些事情无法被国外廉价工人所替代。这个阶段，工人要完全“靠自己”，因为企业不太愿意投资于劳动节约型设备提高国内劳动生产力。工人必须自我投资，从而提高自己的生产力和市场竞争力。

当经济体进入刘易斯拐点后的黄金时代（中国是2012年之后），工资水平提高成为普遍现象，导致消费者的总工资水平和最终消费需求都将快速提高，消费者也愿意接受更高的价格。黄金时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每个人的收入都在增长。每个人都想回到那个时代，因为对经济体来说，那个时代一切皆有可能。同时也是一个创建宏观经济学原理的时代，萨米奥尔森和弗里德曼的著作都是在黄金时代写下的：私人部门追求利润最大化。黄金时代一点结束，经济体开始被外国竞争者追赶，私人部门的资本投资和资金需求就双双大幅下降。随着工资停止增长，进口显著增加以及消费者更加谨慎，通货膨胀开始放缓。起影响是货币政策起到的作用更小，与黄金时代相比，货币政策有效性下降。最根本的宏观经济挑战是：为了应对不确定的未来，家庭一如既往地进行储蓄；但是，由于企业无法发现充足的国内投资机会，他们难以吸收全部储蓄，尽管利率水平很低。可是，如果有人储蓄，其他人必须借款并花掉这笔钱，才能保持收入流，经济才能运行。黄金时代的经济体基本都是处于通货膨胀的，因为工资、消费以及公司为提高生产力与市场能力的投资需求都很高，为了确保经济稳定，这个时期中央银行在应对通货膨胀方面保持高度警惕。可是，在被追赶阶段，经济体基本上都是无通货膨胀的，因为工资增长停滞，消费者过分讲究、进口商品泛滥以及企业消减在国内的生产力和生产能力投资。如果即使在非常低的利率条件下，私人部门的资金需求也下降到储蓄水平一下，未来稳定经济，政府就必须动用财政政策并担当起最后借款人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