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王晓方以创作发表长篇小说《驻京办主任》、《大房地产商》、《市长秘书》引起轰动，小说场面宏大，人物众多，信息量大，事件人物密集，揭露中高层腐败淋漓尽致，各种场面纷至沓来，应接不暇，悬念迭出，什么舞会，什么情人私欲，物质交换啦，矛盾焦点尖锐，很立体，尽是圆形人物、逼真、鲜活。王晓方在谈小说创作中说：

    小说是什么？周汝昌先生说，小说是外史、野史、稗史；巴尔扎克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王安忆说，小说是个人的心灵世界；米兰.昆德拉说，小说就是通过一些想象的人物对存在进行思考。小说审视的不是现实，而是存在。那么什么是现实？我认为命运的一次性就是现实。我们必须为自己最终的、一次性的不可挽回的决断负责。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永远不能回归。那么什么是存在？我认为，存在就是可能性的现实，也就是可能发生的现实，是小说家脑海中的现实，是“我思故我在”的现实。命运的一次性并没有最终规定我们的选择，我们生活在诸多可能性之中，小说描绘的就是我们面对命运的一次性这种现实的诸多可能性的抉择过程。这种可能性在现实中也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但他在小说家的脑海中发生了，因此小说中的人物不是生活中女人生出来的，这些人物只能诞生在作家的脑海中。人正是由于生活在诸多可能性之中，又承受着命运给定的一次性，才增加了自身的隐秘性，这些隐秘性恰恰是人的本质的最内在的核心。发现人身上的隐秘性恰恰是小说的任务，我的小说不仅试图发现人身上的隐秘性，还试图发现社会中的隐秘性，生活中的隐秘性。不仅试图解释实验性的人，还试图揭示出实验性的社会，实验性的生活。

    生活是什么？面对命运的一次性这种现实的诸多可能性的抉择过程就是生活。当然这种抉择过程只有通过思考与内省才能体会得到。因此，我认为生活就是思考与内省，对时代的思考与内省，对民族的思考与内省，对灵魂与人性的思考与内省，对现实的思考与内省。只有不断地思考与内省,诸多可能性才会发生，否则只有命运的一次性。这就是现实。当然思考与内省不是现实，而是现实的可能性，也就是“我思故我在”的现实。一个作家只有不断地思考与内省，才会发现生活，才能懂得生活。然而我们经常听到的抱怨是我没有生活，其实每个人就在生活中，我们每天都在生活中，但是由于我们缺乏思考与内省，心灵的眼睛被欲望、名利、虚荣、贪婪遮蔽了，致使我们对自己的日常生活熟视无睹，生活成了到处寻找的东西。

    一部小说的好坏，艺术水平的高低，最要害之处在于它的灵魂，也就是小说的主题。小说的主题不是直接说出来的，是通过情节、人物、心理表现出来的，这种表现是对“我思故我在”的探询。塞万提斯通过这种探询创作出来堂吉诃德，鲁迅先生通过这种探询创造出来阿Q，然而，无论是唐吉柯德，还是阿Q，作为活生生的人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同样，丁能通、雷默、白昌星这些人物在现实中也几乎是不存在的，但他们又是在现实中可能存在的。我通过这些人物的刻画，对改革开放中碰倒的硬问题进行了深层次的思考，比如体制问题，官本位问题，土地财政问题，社保问题，老百姓的住房问题，国企改革问题，民企发展问题，环保问题，科学发展观问题，驻京办功能问题，以人为本问题，民主与法制问题，等等；同时，还从挖掘人性的角度，深入思考了美与丑的问题、善与恶的问题、爱情与婚姻的问题、道德与良知的问题，等等。所有这些问题我都实打实、硬碰硬地写，从来不绕着走，这样写有一个好处，就是读者感到很真实，真实就是力量。我的作品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遇到矛盾、难啃的地方，毫不妥协。我的创作原则是，绝不欺骗读者，和读者一起思考。我一直有执意大规模描写改革开放深层次矛盾和社会现象的企图，试图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全新阐释执政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面临的执政困境。我认为只有个人的精神痛苦与时代的精神痛苦相一致时，才会与读者产生强烈的共鸣。我的小说中都描写了两只手，一只手是有形的权力之手，一只手是无形的市场经济之手。对这两只手的描写彰显了一个主题：市场经济还不成熟，权力之手作用空间很大，很容易滋生腐败；相反就给消除腐败创造了经济条件。但这一主题是经过思考和探询才发现的，甚至是在创造过程中还未知道的存在。正因为如此，小说才会引人深思，这恰恰是小说的道德。总之，灵魂不是能轻易发现和看到的，它从来就不会清清楚楚地摆在那里，否则就失去了文学艺术的价值。

在小说中要把人物写活，写深刻，关键在于人性的挖掘。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一文中提出，兽性与神性结合起来就是人性。丁能通和雷默是兽性与神性都不足的人。他们不想成为《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一直处于心灵被扭曲成甲虫的抗争之中。他们的处境与《皇帝的新装》里的情景非常相像，但是他们既不愿意做那些欢呼雀跃的人，更没有勇气做那个敢说真话的孩子，他们是被神性逼着远离兽性的人。因此，丁能通最后选择站在了孩子的身边，雷默选择了离开。其实无论是选择站在孩子身边，还是独善其身地离开，都需要付出极大的勇气。这就是《驻京办主任》与《市长秘书》对人性挖掘的意义。在生活中，我们如何守住心灵的堤坝是一生的课题。当然挖掘人性不仅需要形象思维，也需要逻辑思维；不仅需要感性思维，也需要理性思维。如果把人性比作一张网，网上的纽结越多，对人性的挖掘就越深。

    我通过《驻京办主任》、《驻京办主任二》、《驻京办主任三》三部长篇小说，利用驻京办这个特殊的政治平台，着力塑造了身处政治旋涡的丁能通如何左右逢源、诡谲圆滑，又精明干练、内有坚守的人物性格，面对腐败和官商勾结，丁能通经受了炼狱般的心灵挣扎，终于顿悟，走出了人生困境。这三部书浑然一体，又独立成章，通过典型化的创作手法，确定了丁能通就是丁能通，同时他又是典型化地代表了一类人，这类人就是不敢和腐败势力直接作斗争，又不甘心和他们同流合污，当然丁能通还是被逼着和腐败作了斗争，站在了正义一边。我觉得丁能通代表了一大批人，很多人就是这么活着。正是因为丁能通代表了一类人，所以这个艺术形象对很多人有教育意义。中国知识分子既有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志向，想做大事，有做人的底线；又有患得患失、爱面子、自尊心强、名利思想重等弱点。这些特点在丁能通身上都有表现。正义和良知永远是文学的主题，文学从开始到现在对人性的改造和净化，起到了无法估量的作用。在现今人类的精神世界里，有太多美丽光彩的东西来自于文学。我觉得我的作品一些有良知的人看了会去深刻地思考，当然一些滑到腐败边缘的人看了也会警醒。但是靠小说解决不了腐败问题，还是要有好的制度，有好的制度，已经腐败掉的一部分人完全可以不滑向腐败的深渊。在现实生活中，正义的力量非常大，但是腐败的势力也不可小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促使我希望自己能够写出让正义的力量信心百倍，让邪恶的势力心惊肉跳的作品。

    综观几百年间欧洲长篇小说的发展历史，大致可以认为它经历了从情节小说到人物小说再到心理小说这样一个发展过程。这是一个从外化到内化的转折，我觉得无论是强调外化还是侧重于内化都是片面的，我在创作过程中力求外化与内化的融合，也就是既追求情节跌宕，人物鲜活，也追求揭示人物的内心情感与灵魂深处的嬗变。我的小说几乎都是这三个方面的统一体。

    1924年，英国登山家乔治.马洛里成功地攀登上珠穆朗玛峰，美国《纽约时报》记者问他，为什么登珠穆朗玛峰？他平静地回答：因为山在那里。这句话成了登山界的圣经。乔治.马洛里认为登山可以提升人的境界和对生命的理解。很多人问我为什么选择了文学，我只能说，因为生活在那里。创作同样可以提升人的境界，提升人对生命的理解。歌德说，读一本好书，相当于跟许多高尚的人谈话。我觉得，写一本好书，就是对灵魂的一次洗涤。我希望通过创作，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内质的直接表现者。

    向优秀的作家学习创作经验，认真读他们的作品，融会贯通，不失是一个好方法，当然要有突破，不能老跟在别人屁股后边爬行、那没出息。其他艺术门类，如散文、剧本、诗歌、绘画、音乐、雕塑、书法等莫不如此。供同行参阅。

                                                    2016.5.25上午

                                  安城《改革开放实录》写作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