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从1979年开始写稿的。当时我立志：要当一辈子“永久牌“的农民通讯员。

    俺县农民通讯员李桂金、张永明都写稿一二十年，仍然不撂笔杆子。我从开始写稿时，就以他俩为榜样。可是两年半过去了，写了300多件稿，除县广播站采用小部分外，都没见报。这时，我真有点灰心了。可是转念一想，碰到困难就撂笔不写了，猴年马月也不会有成果的。我一面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一面各处取经。先后给本省10多名通讯员写信请教，他们被我热爱新闻工作的劲头所感动，都写了热情洋溢的回信，鼓励我，指导我。县广播站编辑组的同志，也是我的良师益友。就在我大量写稿不被采用时，《大众日报》社群工部写信鼓励我，并指出我写稿中的缺点，还寄给我业务学习书，这更大大鼓舞了我的劲头。经过学习，决心在新闻的“新、深、短、活、强”这五个字上下功夫。1981年8月15日《农村大众》报采用了我第一件稿子，题目是“父留遗愿破旧俗，子办丧事立新风”。这好像缺油的汽车加了油！

    正当我干劲高的时候，我的脚被铁板砸去三个脚趾头，肿得很高。我想：这怎么采访写稿？怎么报答报社对我的培养？我难过得掉了泪。但是当我听到新闻线索时，还是拄着棍子去采访，再一瘸一颠地回来写成稿子，让我妹妹上学时捎到邮局寄走。后来我的脚发炎了，爱人怕我活动多了加重伤势，就把我锁在屋里。我对她说：“咱结婚前怎么订的条件？要给我写稿提供方便，如今怎能不遵循？”她说：“那是平常无病无灾，如今说啥我也不依！”我只好用白天不进屋的办法，坚持写稿。有人说我得了“写稿迷病”。由于我加倍努力，1981年见报稿件7件，被评为省报模范通讯员，县广播站评为一等奖。

    去年2月，我被调到公社，发报纸、下通知、写材料、管招待室，家里还有责任田，真是忙得不可开交。有人劝我：“别再写稿了，揽活干找苦吃，何苦呢？”我说：“工作要干好，写稿不能停。”我就使上全身本事，把工作处理完，利用零星时间采访、写稿。82年全年县广播站用搞120多件，《大众日报》用稿10件，其他省级新闻单位用稿5件。

    有的通讯员同志认为：写了很多稿，登报也不少，还是个“农”字牌的“泥饭碗”。我认为：当一名农民通讯员很光荣，那种把写稿当成往上爬的“敲门砖”的想法是错误的，“飞鸽牌”的通讯员当不得，我们不做新闻战线上昙花一现的人物。

              ——本文摘自大众日报 83.4月

本文收入《四川人文杂志选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