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朝邑明清黄河水患

                           黄河在蒲州、朝邑间的扩张

      与上段大规模的溢浸摆动相反, 临晋县河道较平稳, 元时已渐 出露的滩地, 明时, 滩地面积更大, 政府增设浪店、夹马口两营草 厂,“秣马其中”, 可见黄河在此已渐西移, 但规模不大。黄河流路 虽在这里较稳定, 也仍不排除洪水涨溢时, 有回灌的可能。明永乐 十二年(1414) 十月,“临晋涑水河逆流, 决姚暹渠堰”, 以至于淹没 五姓湖沿岸田地。这次回灌距宋代淳化二年(991) 的那次回灌涑 水河已达 400 余年, 黄河逆流达百里之遥。

      临晋县对岸的合阳县, 黄河河道西移, 竟使金水沟口的夸峪镇 销声匿迹。这个位于金水河口原头上的大镇, 三面陡绝, 由于黄 河河道在隆庆元年(1567) 的西徙, 塌入河中, 崩塌东西宽度至少不 下于一公里半, 今天只能一提的是, 这个氵夸峪镇在宋代已见诸记载,《元丰九域志》中明确载 有氵夸谷镇。从宋元丰(1078—1085) 至明隆庆元年的 500 年中, 这 个镇一直矗立在黄河与金水河交接处, 黄河在此并未西侵, 而隆庆 元年的崩塌竟使数百年古镇毁于一旦。

      摆动幅度最大的河段应是蒲(州) 朝(邑) 之间。明初, 黄河复渐 东移至蒲州城下, 较宋元时期的一二里更偏东。 洪武四年 ( 1371) , 蒲州西城门所建 月城, 西临黄河, 其它三城门外有护城 河, 而唯西门迫近黄河, 黄河在这里替代了护城河的位置。黄河 波涛随时都可能涌入城内, 而蒲州城北已被黄河崩塌, 为了阻止河 水东移, 修建月堤, 以保护城池。这时的黄河距大庆关已远至五 六里, 今永济城西工程当为大庆关旧地, 黄河即在蒲州老城旁流 过。这种情形并未长久, 洪武十五年(1388) ,“河决朝邑”, 黄河从 此向西徙决, 东岸则“遗近河滩地数千顷, 民藉耕牧”, 时西岸的 徙决愈演愈烈。明成化十二年(1376) 四月, 朝邑又“水涨河决, 漂人 畜无算” 河水徙决已是常事。 而成化 ( 1465—1488) 至弘治 (1488—1503) 年间, 这种溢决继续存在, 黄河水已至朝邑城边的护 城壕,“城几没”, 知县李英修堤才免灭顶之灾难。河水由洪武初 在东岸的溢决而徙至西岸, 其间距离已有三十多里。至正德时 (1506—1521) , 黄河在西岸的泛涨已司空见惯, 由于“河水淤漫”, 在朝邑东北已有万余亩碱滩地“颇堪耕种”。但 这种常经河水淤漫的土地, 由于黄河的东徙盐碱化加重, 耕种仅八 九年时间, 在明正德十三年(1518) 左右, 再度抛荒。东徙后的黄 河已形成固定河槽, 在朝邑东 30 里的大庆关流过,“关东即是黄河 西岸 , 岸去水不甚高, 然不溢他处, 或高四五丈辄溢”, 黄河岸与 河床间的距离不超过 12—15 米。这时的河道与魏晋隋唐的故道相 仿佛, 较宋元河道稍偏西。西岸唐代四铁牛至明正德时仍存三牛, 屹立于大庆关及黄河侧畔便是证明。时黄河“岸有蒲兮洲有 苇”, 洲岸蒲苇交相辉映。就是正德时的这次东徙, 河道虽已稳 定, 却还不时向东浸溢,“将近(蒲州) 城阝奥”、王承祥“创修石堤”以 护城, 黄河始终未侵入城内。而西岸的大庆关, 在嘉靖初年, 已有 居民三千七百余家,“大都殷富, 商贾辐辏, , 一派繁荣兴旺的景 象。

        嘉靖二十年(1541) , 谍报频繁穿梭两岸, 蒲州人在蒲州西北 修建河闸,“高于河身, 闸河引水”。修闸引河的故址当在今永济 尊村一带, 今天的尊村引水工程当是明嘉靖引水工程发展而来的。 既能在蒲州西北引水, 则嘉靖二十年左右的黄河河道应当在今蒲 州西北的尊村一带流过。总之, 从正德中黄河东徙后, 除不时东溢 外, 蒲州城与大庆关之间的东西两岸基本稳定, 这种稳流的局面一 直保持到嘉靖三十四年(1555) 大地震的发生。

                                        黄河在赵渡镇夺洛会渭

       蒲州与大庆关以南的黄河河道却与蒲州大庆关间的河道摆动 迁徙不尽一致。正德十三年(1518) 左右, 蒲州大庆关间河道东徙, 而朝邑东南的太阳诸里竟有几万亩民田塌入黄河之中。黄河在 此已经向西摆动, 其间南北仅相距三四十里之遥, 河道迁徙的方向 却截然相反。但上下段河道摆动也有一致的情形。前言明成化至 弘治中, 河水竟至朝邑城旁的护城壕, 与此相一致的, 明成化中, 黄河西徙, 在赵渡镇竟夺洛入河, 改变了从元至正到成化前洛入渭 的局面, 由此也证明了成化以前的明代黄河在此应偏东。就是嘉靖 前期, 黄河在大庆关东安流, 一派声平安乐的景象, 而在其南的黄 河西岸, 黄河还是不停地侧蚀。位于朝邑东南 20 里的街子村东南 的广惠寺, 据说建于唐贞观二十一年(747) , 历经唐宋金元等朝代 安然无恙, 在明嘉靖十三年(1534) , 还有人赞叹寺院形势之美, 但在嘉靖中期, 由于黄河的西蚀, 而移建于街子村南了。其南华 阴县境建于五代后周显德年间(954—960) 的西禅院(明改为圣寿 寺) , 位于华阴寺南堡之北“附近大河, 因河南侵, 稍迁之”迁徙时间 也在嘉靖三十四年(1555) 发生在地震以前的数十年间。黄河虽 然在嘉靖前期于此地有所侧蚀, 但还是比较安流的。仅在隆庆二年 (1568) , 华阴境黄河有“溢数丈”的记载。与此相较, 万历时这一 段即较混乱, 万历六年(1578) , 黄河“侵太阳等村”, 次年, 黄河又 从“大庆关溃出, 濒而西南, 一望淼然, 乔家滩三徙……两阳村浸其 半, 救驾庄仅存里人”, 这当是西徙的证据。从隆庆三年(1569) 至 万历九年(1581) , 河决三十里, 朝邑两岸出现“坏我聚落, 溃我土冢 茔, 此 肉骼莽莽, 相望于野”的悲惨景象。朝邑“东南一隅崩入蒲州 之境”。就是东岸蒲州到潼津的驿路, 也在万历初年崩没于河。万历十二年 91584) , 黄河从大庆关再次溃决, 在朝邑东南 30 里, 黄渭洛交汇处的三河口, 由于黄河向西侵崩, 三河口旁有名的金龙 渡也付之洪流中。但这种西侵的范围并未侵及洛河故道, 这一时 期位于洛河故道与黄河间的葫芦滩见于记载就是证明。而且至 万历四十二年(1614) 左右, 黄河从华阴东北葫芦滩、寺南东流过, 至潼关又折而东注, 与今流路基本一样 。

        同治光绪年间,黄河主流已经东徙,和上段河津韩城间在光绪时西移形成鲜明对比。荣河县南临晋县的黄河河道与明代一样,变化不太大,但还是有所变迁的。雍正乾隆时,黄河距县城三十里,较唐时还是偏东的,但有清一代,这个距离基本没有什么变化。而从明代至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吴王渡岸侧的瀵泉一直涌流不断,黄河河水离老岸还是有些距离的,附近潘西、周吴、吴王、至鸟樊等村都有滩地收益而出资供驿便是证明,潘西村竟有“千八十步”河滩地不征赋税,可见黄河在这里还是较稳定的,今黄河水已直逼临晋河岸,临晋最南的夹马口同样滨河,当是历史上在临晋段最偏东的河道,而吴王渡侧的瀵泉今难已考求了。就是潘侯、夹马口附近从元至明一直存在的滩地,顺治时“河水东注,滩尽湮没”,康熙元年(1662年),河又西徙,滩地重新露出,虽其间有康熙十六年(1677年),洪水淹没滩地的记录,但洪水仅是涨溢而已,滩地一直存在到雍正乾隆时期,后虽有向东摆动,但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夹马口一带河道竟向西摆动十余里,至三十二年(1906年),黄河仍在西徙河道上流行。与康熙时东岸临晋县出现滩地相反,西岸合阳县却是滩没岸塌。康熙九年(1670年)左右,合阳县东的东里瀵、夏阳瀵都塌入黄河之中,夏阳村东的白泉、灰泉、温泉(或即是夏阳瀵)也当在此时被浸崩,改建于河岸的子夏石室,也由于清初的“河身西倾”而冲塌,冲塌的时间亦应在康熙初年。因此,康熙时的流路比北魏唐时河岸出现瀵水的流路还要偏西,而这一时的河道中央,不时有河洲出露。顺治十四年(1657年),黄河中出现“飞浮山”,“山势可长三四里许”,“沙土凝结多作嵌空小峰”,志家多附会传讹,其实,所谓的“飞浮山”,不过是河中所形成的河心洲而已,至清后期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二十五年(1820年)左右,这块名为“飞浮山”的河洲又出现于河心,黄河在此与清顺治时一样,应有汊流分绕。黄河在合阳县境沿西岸流行,至清末也未有大的变化。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左右,黄河经东铜革是村东,在榆林村接纳百良水,在奈峪村有徐水注入,经过夏阳、莘里、王村(王村东的二瀵,一瀵已没于河),南至申都村。从夏阳至申都村十里,“皆崖下河土需地”,这里仍有一定的滩地,较清康熙时河道稍稍略偏东,王村一瀵塌没于河就是例证。申都村以下,黄河西傍老崖,经过南村、廉庄、保宁老崖,而至朝邑县境,与唐时相较,光绪末的河道还是偏西的。今黄河在这里已形成小北干流第二大滩——新民滩,已距廉庄十一里之遥,无论如何也不能与光绪末相提并论,九十年间,黄河平均年东移410多米。

       永济(清雍正时改蒲州为永济县)朝邑之间,同明代一样,这一段黄河河道变迁是剧烈的。从明万历八年后黄河向西决徙开始,明末黄河还是沿距朝邑十里左右的大庆关附近流行,清顺治时,东岸永济县就出现“河崩滩地”的记载,而永济北的潘侯村也在康熙元年(1662年),才有滩地显露。可见,顺治时河道还是稍有东移的。康熙元年(1662年),暴雨不断,黄渭洛并涨,“平地水涌”,沿岸田庐尽毁,洪水过后,至康熙四年(1665年),“连年河西决”,朝邑“东北乡被害尤甚”河道主流向西冲决最厉害,朝邑有冲没滩田记录,杨二社东建于宋徽宗宣和年间的大元观,也于这时移于杨二社西,而东岸永济却有新滩地淤出,朝邑境已是“桑田半入沙河转”,黄河冲没田地不少。这种西徙的情况持续了三十多年,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黄河主流又东徙,距蒲州城5里,水逼近旧大庆关,由于黄河“连岁大决”,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黄河主流崩毁朝邑县东南严王社等村庄二十余个,“人无宁日,土无立锥,坟域尽挖,积尸遍野”,黄河河道已在朝邑东南东侵,同在朝邑城东部,河道也渐向东移,康熙四十年(1701年),黄河主流仍不断决徙,侵没朝邑东三十里的旧大庆关,“人忧噬脐,尽毁幽堂,暴骨遍野”。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黄河溢涨,淹没旧大庆关、郝家庄、王家庄等村的二百九十多家,浸没田地无数,“沿河南北十四五里,东西六七里,一望弥漫”。仅隔二年,“河复大溢,弥漫更甚”,浸淹旧大庆关、郝家庄、古家寨、许村等一千一百五十余户[9]。而到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左右,黄河已西移,东距朝邑10里,在新大庆关(即万历二十六年迁建的大庆关)东流过,旧大庆关已东距黄河20里,新大庆关以南,黄河从江家社、韩家社、太阳社、严王社、观东村、杨二社等故址上流过,黄河在朝邑东南向西凹进更深。康熙元年黄河西徙后,河道泥沙涨淤,“洲氵单之生其中”,形成一个大面积沙洲,河道一分为二,主流居西,主流以东形成以大庆关为中心,北到鸳鸯、雷村(两地皆在今蒲州老城北四十至五十里间),南至韩阳(今地)的大面积沙洲。

       由于河道西徙,这块原属朝邑的滩地移居河东,山陕民众为争夺这块滩地大动干戈,经两岸官员不断调停,才于雍正七年(1729年)暂告平息。而雍正初年,由于黄河西徙,在蒲州城西南的洛渭黄汇流处又形成一河洲,长十五里,宽五六里,名为鸡心滩(或称夹沙)。因在永济、朝邑、华阴三县交界处,三县民众杂耕其间,可见,由于黄河的决徙摆动,在永济、朝邑及华阴间,已有两块大面积沙洲存在,而黄河在此也只得分流环绕其间。雍正初年,由于河道西移而形成大面积的河洲,就在同时,东岸蒲州老城、旧大庆关都有新的滩地出现,这种局面并未持续多久,雍正十二年(1734年)左右,黄河又东徙,河道已“在蒲津门外”,而新大庆关应在这次东徙前已经崩没于河,至乾隆十九年(1754年)左右,黄河已距蒲州城五里。看来,雍正末至乾隆初,黄河确已东徙了。虽然黄河在雍正后期已经东迁,至乾隆十九年仍距蒲州不远,但河道不时漫溢,淹没坍失滩地已是司空见惯之事,从乾隆二年(1737年)至乾隆二十七(1762年)仅二十五年间,永济朝邑间就有十次涨溢的记载,平均二年半就涨溢一次,其涨溢程度惊人,“其河滩地亩原系坍涨不常”,当是实际反映。而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的涨水,竟使“所有朝邑滩地被水”,冲淹二百三十顷多的滩地,其中五分之二的地亩、“冲浸入水,浮沙壅积”;这些冲淹地亩都是朝邑”近年新涨成滩地五百六十七顷十余亩”的一部分,能有如此多滩地淤出,说明黄河河道还在东移之中,而1758年的涨水使首垦涌地12顷47亩,清出额外河滩地41顷10亩;雍正七年(1729年),查出大庆关额外河滩地65顷66亩。这种东移之势已渐改变,坍失近一百顷的滩地已证明河势已开始有所西倾,至乾隆三十八(1773年),黄河洪水前,河流在朝邑与大庆关间流经,黄河已经西移。如果将以上黄河在永济朝邑间东西摆动迁徙的时间作一排列对比,可制为《清代康熙至乾隆中期永(济)朝(邑)河段黄河摆动迁徙表》。从表中的分折对比中可以发现:在康熙至乾隆中期(1773年前的)111年间,黄河左右摆动相互交替,而且其间间隔的时间大致在17—30年间。也说是说,每隔二三十年左右,黄河就要摆动一次,不是从河东移到河西就是从河西移到河东。这个河道摆动的规律至今被山陕沿岸的当地人广为传诵,“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今虽已另有所指,昔日的渊源应追溯于此时的河道摆动。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黄河小北干流发生罕见的大洪水,由于黄渭洛同时涨水,渲泄不及,黄河倒灌,阻塞漫溢,“暴涨至二丈五尺”,东岸旧大庆关等十一村“长三十里、宽十一二里不等”的地方被冲淹,西岸“沿河堤岸尽行淹浸”,沿河十六村亦遭水浸,“计长五十里,宽七、八里不等”,其至波涛汹涌的“河水直灌至(朝邑)城根”,这次河水还淹及永济境内的河滩地,而这些滩地“原系旧日河身”,河水已经东侵十里之遥。洪水过后,“泥淤四五尺,一望皆平,村房屋半压泥中”，可见,这次洪水涨溢竟达20里左右,淤泥已达1.5米左右,其间使河道更趋混乱,河床滩地日渐增高。

       乾隆三十八年洪水不久消退,河水仍归于朝邑和旧大庆关之间。但河水和涨溢迁徙有增无减,乾隆四十三年(1777年),黄河竟入灌朝邑城。这是清代见于记载的第一次西灌朝邑城的记录,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左右,黄河已距朝邑城七里(或作十里),就是这样的情形也非长久,乾隆四十六年(1781),黄河又有涨溢,冲淹朝邑地亩,就在此次涨溢后,河水又西移,至乾隆五十年(1785年),朝邑城与黄河间“相距不过五里”,这年的涨水,“汕刷月堤,直注县城”。黄河在清代已经两入朝邑城,而其间仅相距八年,这次洪水“积有泥沙约高数尺”,与乾隆三十八年洪水的淤积不相上下,正是由于河水不断地在朝邑城东淤积,“城中地形更觉洼下”。

       金大定年间朝邑城初建时,城中地面至少应与河中滩地相平,甚或还高一些,经过610年左右的淤积,原来雄壮宏伟的县城已成洼地,黄河淤积之快十分惊人。朝邑城已成洼下之势,虽已修建堤防,但“河势渐向西趋”,堤防又怎能阻挡得住?又经过8年,即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水从城上过,伤人无算”,朝邑城已成洪水经常光顾的场所。嘉庆二年(1797年),黄河又泛涨,朝邑两岸“被淹之处多系乾隆四十六(1781年)、五十(1785年)等年被淹故道”,赖有堤堰保护,河水才未入城中,但城外“护城堤堰也被水冲开二丈有余”。这种情形仍在持续,嘉庆五年(1800年),黄河又涨,“势颇汹涌。较以前被水情形为重”,不仅朝邑城第四次被水浸漫,就是朝邑的个村庄亦被淹浸,朝邑县遂“无东街东乡”。而永济也有21个村庄被淹,且“多系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暨五十年(1785年)水冲故道”。可见,从乾隆四十六年后,黄河涨溢已形成一定的范围,涨溢时的河道已趋固定,而涨溢的频率日渐增多。嘉庆六年(1801年),黄河大水涨溢,河道西徙;嘉庆七年(1802年),黄河水涨,漫淹朝邑城(第五次浸城),县署的案卷也付之东流;嘉庆八年(1803年),黄洛并涨,朝邑三十一村被淹;嘉庆九年(1804年),黄河大溜冲刷草坝,直注堤根,仅两天就使“堤根刷空,堤身遂致平陷”。从嘉庆五年至九年,黄河年年都有冲溢,河水泛溢已是常事。嘉庆九年以后,黄河已经东徙,旧大庆关被河水冲毁,又于河西设大庆关(距朝邑城十里),这一时期随后的道(光)咸(丰)两代,黄河在永(济)朝(邑)境内“东西无定,倏忽顿改,往时有不过河者,不复过,已过河才乃又过”之谣,当是河道摆动频繁的真实写照。

      道光十二年(1832年),黄河西徙。两年以后,即道光十四年(1834年),黄河益徙,冲决康熙时还距河数里之遥的东林、楼底、程家城等村,就是重建的江家社新旧二城也遭沦陷,赵渡镇“河浸街屋,室庐几没大半”,其镇“濒东居民,街市廛舍全拆毁者,日不胜计。],这个原为洛河之滨的要镇,曾由于黄河的西侵,明成化中位居洛黄交汇处,康熙后期又重现成化时情形,至道光中期又故剧重演,期间不但时间间隔缩短二倍(从明成化至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达230多年,从康熙五十一年至道光十四年仅122年),而且西侵范围已至赵渡镇内,可见,道光时这次黄河西侵应是明清地赵渡镇附近最厉害的一次。这种西徙的势头并未减弱,朝邑地亩再被冲塌,临近各县捐助。次年(1839年),“黄河北徙,县治濒河”,其北徙当是黄河在朝邑城北的西移,使朝邑东北乡田庐尽失,河道在此向西凹进,而朝邑东嘉庆时所移于河而设的新大庆关,由于黄河的西移,而又位居河东了。至咸丰二年(1852年)前,这个新设的大庆关也沦于河,咸丰初年,黄河从朝邑东七里流过,与偏西的“隆庆故道”相差无几,甚或在隆庆故道上穿行,这时的河道时人称“咸丰故道”,熟谙当地史地的老人遥指今老朝邑城东的排碱渠即是咸丰故道的所在,今流水潺潺,远非昔日的情景。咸丰同治之际,黄河“河水中流迅急,两边缓慢”,“去滩数十步,水仅尺余”,这种迅急的水流稍有摆动,便吞噬大量田庐。同治初,黄河还“距朝邑赵渡镇仅十里许”,到同治八年(1869年),黄河“西噬崩没田墓庐舍无算”,其间已经西侵。从同治十一年(1872年)开始,连续三年“河水西徙”,西岸“冲塌地亩甚多”,至光绪元年(1875年),由于黄河大涨,“自延寿村至望仙观,西岸延袤八十五里,处处大溜,沿河村庄地亩、庐舍悉成巨浸,居民迁徙流离”,就是到第二年春天,仍然是“水势汪洋,涸复无望”,黄河河道已混乱不堪。这种混乱不堪的河道仍在不断决徙泛滥。

       光绪十年(1884年),黄河又将西岸的尖角田子村、鲁家庙等村冲没,河道在朝邑南断续西趋,这时的蒲州老城已在河东20多里,已非雍正末乾隆初的情形可比。就是蒲州城北一里的古北滩,万历初被黄河冲陷,后“出没不常”,到此时已“多军民田庄”。光绪十五年(1889年),黄河在新市镇与赵渡镇之间仅存一条狭窄小道相接,几乎难容车辙。次年,这个小道最窄处仅宽丈许,小道旁的田子村已被西趋的黄河冲塌。朝邑民众在黄洛之间修建永安堤,阻碍黄河西徙以确保村镇和道路的安全。但这种筑堤之法并不能阻挡滚滚洪流,光绪二十年(1894年),黄河又冲决“新市镇之大寨子,狮子巷等村”,河东古北滩上的田庐也被冲陷。又隔两年,即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黄河又有涨溢,竟浸淹六百多顷田地,东岸的大庆关、永济大鸳鸯等村亦被冲淹,大庆关北的一尊竖石马交,高于地表“尺有咫”,在这次涨水中,竟淤没于地下,其洪水的淤积程度可想而知。这时的黄河已“汪洋,湾环屈曲”。

       至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左右,黄河在朝邑境西南流,距西岸老崖不远,朝邑城也东距黄河甚近,不足二里,新市镇、赵渡镇已在黄河之滨,赵渡镇以南,黄河已渐东北流。就是所修的永安堤,光绪三十年(1904年),涨溢的黄河水也竟将堤北冲刷200余丈,冲毁永安堤各土霸口,几乎穿洛河西侵,如果不是次年修建黄洛工程,改洛入河,黄河定会在此夺洛西侵。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左右,黄河已在朝邑东五里,而1906年的黄河涨溢,“一望弥漫,尽成泽国”,东岸的马家庄、榆园子等村田庐,“俱崩入河”,大庆关之南的沙梁、新城等处,“积涝纵横”,而“水势现向东趋,河流汹涌”,河道已渐东移,但东侵时间不常,至宣统二年(1910年),黄河涨溢,浸漫西岸,洛河南的望仙观、严王社、杨昌村、仁和堡、街子村、上官村地亩冲浸,黄河又西趋,可见,清末黄河仍是以西徙为主,虽光绪末有所东溢,但无碍西流的大势。